媒體得以歷久彌新，長存不衰的關鍵，一直以來都在於掌握年輕讀者的能力。<br>
<p dir="ltr">自動化新聞推送公司 Echobox 在2021 年發佈的《出版商與社交媒體：2021年趨勢》（Publishers and Social Media: Trends for 2021）報告就顯示，有 63% 的媒體機構認為找到新的讀者並開闊市場會是未來最重要的戰略目標，而年輕人就是市場中最能為品牌和流量注入活力的一群。</p>
<h3 dir="ltr">手機為主要載具 短影音極具流行力</h3>
<p dir="ltr">2019 年路透社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發佈的新聞行業報告表示，作為數位原生族群（digital native）的 Z 世代（Generation Z，指 1995 年至 2000 年間出生者）受訪者有 57% 第一次接觸新聞的來源，是社交媒體轉分享或是下載 App。</p>
<p dir="ltr">為了討好年輕人，各家媒體不得不順應潮流。在牛津大學路透研究院的《2022年新聞、媒體與技術趨勢》（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22）報告針對全球 246 名媒體行業領袖的調查中可以窺見，短影音平台 TikTok 已日漸因為 18 至 24 歲的 Z 世代占比高、互動性強且黏著度高而成為新聞機構寵兒。</p>
<p dir="ltr">英國《每日郵報》就直接註冊了一個 TikTok 帳戶專門放傳統新聞以外的娛樂性內容，包含可愛動物、有趣兒童、明星時事或是烹飪等輕鬆節目，獲得超過 1 億 3,600 萬次的瀏覽量。相對來中，更為中規中矩的《華盛頓郵報》也上了 TikTok，用有趣且碎片化的方式製作新聞帶，短短三年擁坐 1,300 萬粉絲。此外，比方英國《泰晤士報》和《衛報》、《每日郵報》等多家媒體，都會在世界上最大的圖片社交分享網站 Pinterest 上發佈有關於室內軟裝佈置、美食點心、美妝時尚和旅遊文化等內容。</p>
<h3 dir="ltr">挪威老媒體 怎麼靠體驗突圍年輕族群</h3>
<p dir="ltr">當各家媒體仍然在追逐年輕人的點擊時，在挪威，則有一個成功的案例。</p>
<p dir="ltr">《今日財經》（Dagens Næringsliv，簡稱 DN）不僅是挪威商業領域歷史悠久、非常有代表性的報紙，也是總發行量第三大的媒體。不過，一如多數經典老牌媒體，面對讀者流失的壓力，《今日財經》迫切地需要在數位化時代中應對的變現問題，所以在幾年前，為了應對轉型，報社高層決意增聘一個在媒體中非常特殊的職位——青年體驗小組組長（Young Readers Group Leader）。</p>
<p dir="ltr">此職務負責透過數據分析和使用者研究的方式，找出還願意看媒體的年輕人們都喜歡什麼，這個獨特的角色，不僅成功藉此增加了年輕族群對網站的使用黏著程度，更牢牢掌握了新世代影響力。</p>
<p dir="ltr">青年體驗小組組長彼得・溫特納（Petter Winther）在國際知名的媒體經營研討會——新聞連線（Newsrewired）上就分享了他們其中一項重要的里程碑，採用遊戲化的方式提供傳統新聞中缺乏的教學資源，並建立年輕族群的信任感。</p>
<p dir="ltr">首先，在數據分析和使用者訪談後，彼得與其團隊發現，年輕一輩普遍對於股市和金融投資有著深厚的興趣，但缺乏資金和進場的必要知識，所以在 2020 年時就找來諾肯程式開發團隊（Norkon Computing Systems）合作設計了一款股市遊戲《Fantasyfond》，媒體讀者將搖身一變成為股市玩家，從挪威的奧斯陸證券交易所選擇股票，並與朋友或是世界各地的陌生人進行策略競爭，在六周內力求投資回報。</p>
<p dir="ltr">可能是此機制非常貼合使用者的需求，加上十週競賽後，優勝者將獲得高達 100,000 挪威克朗（約新台幣 33 萬），投資於贊助商科技公司 Kron 的指數基金，以上誘因太吸引人，使遊戲出乎團隊預料的成功。</p>
<p dir="ltr">《Fantasyfond》推出才短短十天，就達到一萬名註冊量。第一個賽季在十周內吸引超過兩萬一千名玩家，且 55% 的使用者來自一開始團隊目標著力的 35 歲以下族群，其中，低於或等於 25 歲的使用者佔總增長量的兩成左右，媒體本身的訂閱量也水漲船高。接續的第二和第三賽季，始終保持著非常好的使用者黏著度和吸引力。總體下來，遊戲為《今日財經》增加了三萬多人次的訂閱，與大量訂閱讀者們主動參加股市演討會的報名率。</p>
<p dir="ltr">面對 Z 世代族群需求，許多傳統媒體的數位轉型還未到位。不過，這其中一切核心的重點並非在平台或是技巧，而都在於給年輕讀者的「環境營造」，隨著新聞越客製化的服務年輕受眾，掌握著品牌年輕化的關鍵能力。<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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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財經》（Dagens Næringsliv，簡稱 DN）不僅是挪威商業領域歷史悠久、非常有代表性的報紙，也是總發行量第三大的媒體。不過，一如多數經典老牌媒體，面對讀者流失的壓力，《今日財經》迫切地需要在數位化時代中應對的變現問題，所以在幾年前，為了應對轉型，報社高層決意增聘一個在媒體中非常特殊的職位——青年體驗小組組長（Young Readers Group Leader）。

影音掛帥的時代， 看挪威老媒體如何贏得 Z 世代 讀者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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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優聘教授<br>
</h3>
1949 年當時的威權政府頒布《臺灣省戒嚴令》，同時將媒體納入戒嚴法管理，控制著媒體的經營及內容，從此台灣進入「報禁」時期。簡單說，報禁就是「三限」，亦即限證 (不再核發新的媒體營利事業登記證)、限張 (所有報紙每天最多只能印行三大張)，以及限印 (報紙只能在登記證所在地印製)。其中限印最有趣，透過限印，威權政府只要一發現報紙出現不宜內容，當時警備總部等管制媒體單位即可包圍報社印刷廠而不會讓任何一張報紙流落民間，限印的目的是「方便查扣」。<br>
<br>
台灣威權政府就這樣透過報禁令控制媒體經營及言論市場將近 40 年，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總統蔣經國透過華盛頓郵報專訪，向全世界宣布台灣將解除戒嚴令，隔年報禁解除，結束「權控」媒體時期，台灣媒體市場進入大鳴大放的時期。<br>
<br>
從 1988 年開始，報紙、廣播、各類電視服務紛紛推出，媒體蓬勃發展，民眾眼花撩亂。簡單統計，到 2021 年底，報紙、廣播近 200 家，電視更不用說，光衛星電視頻道就有 270 台左右，數量真多。但理應作為民主政治制度重要基礎的大眾媒體，有帶領台灣順利走上民主政治正常發展的道路嗎？恐怕大家想到媒體的表現還是會搖頭吧。<br>
<br>
論主要原因，媒體市場成長太快，但經濟基礎太薄弱。以電視為例，電視台從 3 台變成 267 台，但廣告市場因諸多因素迅速萎縮，電視廣告總值從 290 億 (1995 年)，變成 176 億 (2020 年)，總廣告量少了 114 億；亦即 25 年後，每家電視台廣告收入從近百億，萎縮到不足 1 億 (有些沒有在有線電視或 MOD 上架的頻道可能連廣告都沒有)。因此所有電視老闆只能透過衝收視率增加廣告收入，而想要收視率，內容就必須通俗 (低俗 ?)，全台各類媒體陷入搶錢的年代。<br>
<br>
其次，由於政治解嚴，各黨派了解威權時代透過控制媒體，就可以控制人民的腦袋，就可以控制他手上的那張選票，因此各路有意介入政治的人馬也瘋狂成立媒體，包括當時盛行的民主台及地下電台等，風起雲湧。<br>
<br>
在「錢控」媒體時期的後期，2003 年立法院通過廣電三法修法，黨政軍廣電媒體產權都必須限期退出，此時誰最有實力大肆收購媒體呢？當然就是財團。財團精準的學到，控制媒體不僅可以控制買東西的手，還有想要要東西的腦，這樣一來既能大賺錢，二來還能有控制權，錢與權一舉兩得，進入比威權政府更精準的「錢加權雙控」的媒體時代。<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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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不可怕嗎？大家查查現在有線電視系統從 49 到 58 台諸多新聞台的老闆是誰？還有包括凱擘、中嘉、台灣寬頻、台數科等四大媒體集團擁有播送所有電視頻道的有線電視系統 (第四台)，再加一個中華民國政府持股超過 60% 的中華電信 MOD，正控制著台灣 600 萬個家庭的眼睛跟耳朵。看到這裡，你應該要為台灣落實民主的可能性開始擔心才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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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年輕數位世代都在上網，根本不看傳統媒體，何必在意傳統媒體？但如果大家覺得網路世界更開放，更自由，那才是錯得離譜，其實數位世代被控制得更厲害，有識之士應該趕快救救他們啊，因為這是人類存亡戰的開始！<br>
<br>
這怎麼說呢？不知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如果在搜尋引擎搜尋某家飯店，這時候出現第一條可能都不是你要找的飯店官網，而是旅遊網、訂房網。這是因為有人可以透過錢買你看到他 (關鍵字)；然後如果你在中國，當你打上「藏獨」，你期待會看得到任何資訊嗎？網路世界依舊可以透過錢及權控制你可以或不可以看到甚麼，這樣算比威權時期或財團時期更自由嗎？<br>
<br>
還有，當你在搜尋引擎上打上「蔡英文」或是「習近平」，只要你讓我看個幾頁你搜尋的結果，我大概就可以略知你的意識形態，是藍或是綠？因為如果你打蔡英文，結果都是討論「假博士」的文章，你覺得我該認為你是藍還是綠呢？<br>
<br>
有人把這樣的搜尋機制設計美化稱為大數據、演算法等簡單的數位概念，然後全民瘋狂學習這套規則。不過我想提醒的是，如果演算法、大數據背後是消費的、經濟的策略，那我沒意見，反正願賭服輸；但如果那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控制，你還會覺得科技技術是中立的，數位時代是自由開放的嗎？我害怕，因為大數據，演算法操弄的結果，就是同溫層。<br>
<br>
最近我常說，未來毀滅人類的未必會是病毒，很可能就是同溫層。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了解同溫層有多可怕？話說大眾媒體在民主社會最可貴的特質就是，用來作為公民討論公共議題的公共論壇，期待讓各種多元聲音在媒體上競逐，最後達成共識，讓國家往前走，世界繼續成長。但同溫層正是破壞民主最可貴機制「公共論壇」的元兇，它創造出的是固執、堅持己見的人類，聽不進去多元的意見，應該說根本不想聽，如此如何形成共識？結果可能是台灣恨中國、中國恨美國、美國恨蘇聯，蘇聯恨台灣，這樣世界會更好，人類會存在嗎？<br>
<br>
最後，你現在還是認為數位時代的數位公民，比威權時代或財團時代的人民更自由、社會更民主，人類更有未來嗎？這時候落實媒體素養教育真的很重要，要一起救救年輕人啊！<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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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88 年開始，報紙、廣播、各類電視服務紛紛推出，媒﻿體蓬勃發展，民眾眼花撩亂。簡單統計，到 2021 年底，報紙、廣播近 200 家，電視更不用說，光衛星電視頻道就有 270 台左右，數量真多。但理應作為民主政治制度重要基礎的大眾媒體，有帶領台灣順利走上民主政治正常發展的道路嗎？恐怕大家想到媒體的表現還是會搖頭吧。網路世界依舊可以透過錢及權控制你可以或不可以看到甚麼，這樣算比威權時期或財團時期更自由嗎？

數位比威權更自由了嗎？數位世代正被嚴加管控！

精選文章

2019年，《蘋果日報》在全球媒體巨頭紛紛加入訂閱制或是設立付費牆後，決心也加入付費訂閱制的跑道，當時是從 4 月要求使用者免費註冊為會員，僅會員能瀏覽新聞開始，並逐步推到同年 7 月以 10 元門檻維繫會員資格，9 月後必須繳交月費或年費才能觀看全站新聞。<br>
<p dir="ltr">可惜，這項策略沒有維持很久，2020 年 7 月 1 日，《蘋果日報》宣布，即日起所有內容開放，無需付費或登入會員即可瀏覽。至此，在台灣實驗一年的收費訂閱制宣告失敗，《蘋果日報》又重新回到媒體以廣告為收入來源的體制中。</p>
<h2>世界各地皆如是 付費新聞的困境</h2>
<p dir="ltr">其實，不只台灣的《蘋果日報》在實施收費上遭挫折，世界各地的媒體在付費訂閱制的路上都走得很辛苦。</p>
<p dir="ltr">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推出《2021 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us Report 2021）中指出，在調查全球 46 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傳播行業後發現，願意為新聞付費的人始終佔少數。而訂閱比例最高的地方，則是在北歐國家，且多數人即便花錢訂閱，也僅會挑一個最具有公信力的龍頭網站付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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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業洞察網站 Business Insider 的調查就發現，像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或《華爾街日報》這樣高品質、又具代表性的媒體分走了美國一半的新聞訂閱市場；在英國，《泰晤士報》、《電訊報》和《衛報》等一線知名媒體也吸引了五成願意付費訂閱的讀者，這讓規模較小的媒體難以推行訂閱制度。相比之下，人們更容易花錢在娛樂性的媒體訂閱，例如 Netflix、Apple Music 和 Amazon Prime 等服務，路透社在報告中也揭露若詢問受訪者未來一年只能選擇一項媒體付費訂閱，人們多半會把新聞媒體放在娛樂平台之後。</p>
<p dir="ltr">不僅如此，即便年輕一輩早就在串流影音時代養成了付費訂閱的習慣，卻沒有使得他們更加理解新聞有償的價值，多數訂閱者都是較為富有、年紀較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中產或是以上階層。在世界各國的統計上，訂閱者的年紀均接近 45 至 55 歲。新聞付費的習慣難以推動到年輕族群上，就意味著新聞機構有可能錯過新世代逐漸成為消費領頭羊的龐大商機。</p>
<h2>靠著組隊突圍 透過普及應用程式銷售</h2>
<p dir="ltr">雖然說，目前媒體付費市場尚未成熟，但仍有一些商業模式值得參考。像目前不少媒體都開始透過「捆綁銷售」，或是合作推廣不同市場的模式來提供民眾訂閱上的誘因。比方在英國，《泰晤士報》的訂閱讀者也可以免費看 《華爾街日報》。甚至結合新聞行業之外，有訂閱 Amazon Prime 的使用者，再購買《華盛頓郵報》的付費內容會有特殊優惠折扣。若我們回頭看台灣，也會發現案例，如風傳媒的訂閱者也可以暢讀《華爾街日報》中英日三種文體版本。</p>
<p dir="ltr">當然，擴展付費市場的方式不只「組隊」，也包含透過其他覆蓋率高的應用程式或是設備來推廣新聞，例如利用高普及率的 iPhone 內建應用程式 Apple News 來推廣付費新聞，讓 iPone 使用者養成訂閱習慣就是的策略。</p>
<h2>訂閱讀者需維護 不僅開源也要節流</h2>
<p dir="ltr">除了想辦法增加更多訂閱使用者外，付費新聞還有一項核心業務，便是留下舊的訂閱戶。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明鏡本地新聞研究中心（Medill Local news Initiative），就對三家大城市新聞網站的訂閱習慣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願意為新聞付費的讀者，多半都養成了固定閱讀的習慣，而訂閱卻不讀的「殭屍型」讀者，對媒體而言雖然短期是個收入來源，長期來看卻不利於整理品牌形象，且此類訂戶容易突然退訂又不可挽回。</p>
<p dir="ltr">維護舊讀者的任務與增加新訂閱的需求，需要媒體投入大量心力，但長期經營下，也同樣會有顯著回報，以《紐約時報》為例，疫情期間新增的訂閱讀者一半喜愛傳統新聞產品，另一半則更偏好烹飪、知識影音短影片和遊戲等主題，這些資訊讓《紐約時報》在選擇內容投入資源時，得以找到更適合的方向，提供給已訂閱的讀者他們最想要的資訊，維持讀者對網頁的黏著和活躍度，維持網站營運的長期穩定。<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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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1 日，《蘋果日報》宣布，即日起所有內容開放，無需付費或登入會員即可瀏覽。至此，在台灣實驗一年的收費訂閱制宣告失敗，《蘋果日報》又重新回到媒體以廣告為收入來源的體制中。而不只台灣的《蘋果日報》在實施收費上遭挫折，世界各地的媒體在付費訂閱制的路上都走得辛苦。

《蘋果》付費制失敗後，讓路透社研究告訴你如何讓讀者買單

你也有「不堪回首」的回憶嗎?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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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大學時代的醜照、大到曾經破產的紀錄……因為網路的「超時空性」，無論過了多久，只要有心都可以找得到。在網路的時代，這些回憶是否能夠「被遺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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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西班牙一名男子在十多年前拍賣不動產還清債務，但這段過去一直在網上被搜尋，使他名譽受損，因此該名男子控告 Google ，要求刪除搜尋相關結果。2014年，歐盟法院裁定 Google 敗訴，指出歐洲公民享有「被遺忘權」，也成為「被遺忘權」的世界首樁案例。<h2><strong>難以被遺忘的網路世代</strong></h2>
<strong></strong>數據（data）已經在我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僅是人們使用網路留下的軌跡，更是科技公司盈利的依據，然而當個人的資料使用及所有權都不在自己身上，問題就由此產生。就如西班牙男子的例子，他必須要經由法院上訴，才得以將已過時的個人資訊去除。<br>
<br>
而「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簡單而言，就是只要使用者覺得網路上所能被搜尋的資訊「不屬實」、「已過時」、「侵害個人隱私」或「對個人聲譽有負面影響」，則可向 Google 等搜尋引擎公司要求刪除針對該內容的搜尋結果。<br>
<br>
然而，因為 2015 年，法國隱私監管機構國家資訊與自由委員會（CNIL）對 Google 開罰，認為某法國公民請求刪除個人資訊，Google 只刪除歐洲網域的網頁，並未將全球網頁資訊刪除。Google 上訴至歐洲法院，主張若擴大至全球網域，將違反諸多國家法律、窒礙難行，且助長言論控管，而最終獲得勝訴。因此，目前 Google 只讓在歐洲境內的人，無法上網存取申請通過的「被遺忘」的資訊，歐洲地區外的人，仍可以用 Google 搜尋到相關資訊。<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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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另一方面，歐盟於 2016 年通過《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進一步確認歐洲公民得以要求網路公司「主動遺忘」與公眾利益無關的訊息，各大搜尋平台紛紛將建立民眾申請「被遺忘」的管道。例如 Google 就建立<a href="https://support.google.com/legal/answer/10769224?hl=zh-Hant">官方頁面</a>，提供相關資訊及程序。
<h2><strong>被遺忘權反成獨裁統治利器？</strong></h2>
而且，這項權利雖可保護許多人，也有反對的聲音對其提出質疑。反對者認為「被遺忘權」可能助長政府對人民的言論管控，減少民眾接觸資訊的機會。例如，中國政府打造的防火牆（Great Firewall，又稱防火長城），以隨時在搜尋引擎上刪除敏感的關鍵字詞，使得人們沒有管道獲得某些事件的資訊，達到國家言論管制的效果。<br>
<br>
此外，<strong>「被遺忘權」</strong>指的是「移除網頁搜尋結果」；要將源頭網站資料完全刪除，則是<strong>「刪除權」</strong>，兩者概念並不相同。若未來「刪除權」普及，可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帶來更大傷害。
<h2><strong>雖有各界關注，台灣仍未入法 </strong></h2>
雖然目前台灣並未有「被遺忘權」的法規，但過去也有經典案例。在1997年的「米迪亞暴龍隊假球案」中，球團老闆施建新雖已在該案中獲無罪定讞，但他不願再被以「假球」關鍵詞被搜尋，以「被遺忘權」要求 Google 移除相關搜尋字串，但最終，法院以我國民法未包含「被遺忘權」概念判其敗訴。<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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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每當社會事件發生，如有受害人被散播不雅照及影片時，相關資料的被搜尋及點擊，對當事人是二次傷害，因此也引發「被遺忘權」的討論。此外，在 Covid-19 疫情中，因政府在疫情調查過程中，蒐集到大量的個人數據以及資訊，也引發被遺忘權的討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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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有許多學者就主張應將被遺忘權加入台灣憲法，而仍處於討論研擬階段，台灣離「被遺忘」的路上還需要許多的琢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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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是指只要使用者覺得網路上所能被搜尋的資訊「不屬實」、「已過時」、「侵害個人隱私」或「對個人聲譽有負面影響」，則可向 Google 等搜尋引擎公司要求刪除針對該內容的搜尋結果。雖有許多學者就主張應將被遺忘權加入台灣憲法，而仍處於討論研擬階段。

「黑歷史」永流傳？個資能被搜尋引擎「遺忘」嗎？談「被遺忘權」的兩面刃

在上篇文章（<a href="https://knowmedia.tw/posts/572">無所不在的「網路小白」與鄉民文化</a>）中討論到網路小白，包含刻意為之的白目行為，以及毫無意識的做出白目行為。也在最後面舉了一些例子，此次將會針對其中一個例子：<strong>「沙威瑪之亂」</strong>，加以詳細說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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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trong>「沙威瑪之亂」與網路論壇 PTT</strong></h2>
沙威瑪是一種來自中東的美食，台灣一些夜市也會看得到。沙威瑪有中東與地中海一代有許多不同的類似美食，但大多以「旋轉烘烤」跟「將肉切下」的方式烹調，並使用不同的佐料：優格、芝麻醬、鷹嘴豆泥…混入，搭配麵包、三明治、烤餅或是沙拉一起食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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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該食物較為特別的地方，是其所使用的肉類不限（端看各國食用習慣與口味），在醃漬後層層堆疊插上烤肉叉型成一塊巨大的「肉塊」，將肉塊垂直烘烤並切下，油吱吱的沙威瑪往往帶有強烈的香料氣味，讓人難以抗拒。這種美食也因為不同於台灣常見的小吃，老闆又往往是外國人，充滿少見的異國風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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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開始，有網友在 PTT 上詢問「沙威瑪『巨大肉團』怎麼形成的？」許多網友開始加油添醋，謊稱：<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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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沙威瑪是一種來自中東的生物，只要提供水跟陽光就會無限生長…。</blockquote>
<br>
這個在 PTT 上的討論蔓延成彌天大謊，越來越多網友加入行列，提出了越來越多煞有其事、 似是而非的證據與證詞，告訴大家：<blockquote>「我小時候住在南部的時候有看過」<br>
</blockquote>
<blockquote>
「我南部的叔叔開沙威瑪農場」…。</blockquote>
<br>
總而言之，這些湧出的網路小白不斷的誆騙無知的網友，讓越來越多人陷入這個龐大的騙局。不難看出，這些意圖明確的網路小白們，面對真心詢問的網友，刻意的哄騙，創造出一個<strong>「沙威瑪之亂」</strong>。
<figure><a href="https://www.gemarketing.com.tw/wp-content/uploads/20170426163140_17.png" target="_blank"><img src="https://d382xj47mat202.cloudfront.net/uploads/tyr/attachment/file/000/004/262/b5464653-c09c-4448-bbd8-719b6144bff1.png" alt="沙威瑪之亂，引發鄉民各式網路行動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a><figcaption>沙威瑪之亂，引發鄉民各式網路行動（圖片來源：https://www.gemarketing.com.tw/wp-content/uploads/20170426163140_17.png）</figcaption></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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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trong>海洋另一端的雙胞胎食物：蘇格蘭的「羊胃餡派之亂」</strong></h2>
有趣的是，這個事件並非獨立事件，遠在海洋另一端的蘇格蘭也有類似的食物，羊胃餡派 Haggis。而傳統的蘇格蘭人更會不斷誆騙外國人，其他國家媒體也會正式發出澄清文件，說明羊胃餡派「生物」的真實性。<br>
<br>
這二者同為食物，且對於網友來說為較「不熟悉」的種類，且與常見的日常食物存在「差異」，最重要的部分：<strong>都有一群不斷鼓譟的網路小白，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證據」，其中不乏具備公信力的組織。</strong>這種集體的網路小白行為，利用人們的無知與陌生，創造出虛構的生物，藉以滿足自身幽默的欲求。<br>
<h3>【問題發想】</h3>
<ol><li dir="ltr">你會相信網友告訴你的事情嗎？如果他有照片呢？如果他拿出新聞報導呢？</li><li dir="ltr">你曾經在網路上「唬爛」過別人嗎？你會覺得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嗎？</li></ol>
<h3>【延伸閱讀】</h3>
<ul><li>【BBC】<a href="https://learnenglishteens.britishcouncil.org/magazine/life-around-world/myths-and-truths-scotlands-most-infamous-animal-haggis">The myths and truths of Scotland’s most infamous animal: the haggis</a></li><li>【Wining the world】<a href="https://www.wingingtheworld.com/haggis-animal-scotland/">Scotland’s Wild Haggis: The Legend of this Wee Hairy Animal</a></li><li>【中國時報】<a href="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422002885-260405?chdtv">全球新物種台灣現蹤？ 沙威瑪讓鄉民嗨翻了</a></li></ul>
<br>
（專欄觀點不代表本平台立場）

「我小時候住在南部的時候有看過」、「我南部的叔叔開沙威瑪農場」…。這些湧出的網路小白不斷的誆騙無知的網友，讓越來越多人陷入這個龐大的騙局。不難看出，這些意圖明確的網路小白們，面對真心詢問的網友，刻意的哄騙，創造出一個「沙威瑪之亂」。

乖乖的「網路小白」與「沙威瑪之亂」

<strong></strong>女性在社會上遭遇的不平等與刻板印象，除了在主流媒體散佈的形象之外，也有許多由次文化群體所創造出來，並在後續的發展之下形成一個明確的詞彙及概念，如：「女人就是賤」、「母豬教」與「INCEL」。這些詞彙與概念往往代表著複雜的背景知識，含有著一定程度的（次）文化底蘊，以下將介紹三個詞彙在網路媒體上形塑的歷程：
<h2><strong>一、厭女劍法「女人救世劍」：女人就是賤</strong></h2>
「女人就是賤」的論述來源是在某一網路討論板上的仇女言論，譴責特定女性濫用性別紅利，從男性身上獲取資源，而網友利用其諧音「女人就是劍」結合當時的漫畫「武器種族傳說」產生了一系列的惡搞創作來貶抑女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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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的模仿迷因也將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與現實社會人物創作成「武器」、「劍」，如金庸魔劍四天王中的：郭芙、阿紫、丁璫、周芷若。正是由於這四位劇中人物在故事中，利用自身的性別紅利，操弄身邊的男性角色，並導致多位男性角色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甚至致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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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實社會人物中，則以插畫家彎彎、藝人王瞳、社交名媛王珍妮為例，也因為類似的行為，被一些網友歸類在女人救世劍的指涉範圍內。
<h2><strong>二、厭女教徒「母豬教」：母豬母豬，夜裡哭哭？</strong></h2>
源自於 PTT 論壇中一系列推文，豎立起對女性特定偏差行為的一面大旗，號召網路使用者一同對抗具備（部分人所認為的）偏差男女關係與行為的女性，像是拜金、公主病、CCR 偏好、性關係混亂。<br>
<br>
雖然許多認同母豬教的網友自稱教徒，並自認為是在對抗特定的女性偏差行為，原意並非是與女性主義對抗。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網友加入母豬教，無論是一同加入迷因的共同創作，或是加入網路論壇的持續爭論，母豬教這種類似想像宗教的系列論述，也很容易被一知半解的網友過度解讀，片面地用來做為羞辱女性的用詞。<br>
<h2><strong>三、美國的厭女社群「INCEL」</strong></h2>
INCEL 相較於上述二者較為不同，他是源自於國外網路社群的概念。INCEL 結合了Involuntary 和 Celibate 兩者字意<strong>，</strong>指的是「非自願獨身主義者」或稱「非自願禁慾者」。INCEL 群體認為自己受限於社會的政治經濟體系與階級結構，導致自身在追求親密關係受阻，也反應婚配市場的不平等現象。女性傾向尋找「高富帥」發生關係並建立家庭，而不屬於「高富帥」或缺乏（傳統定義上的）男性氣概的 INCEL 群體則因為社經地位與性魅力的劣勢，難以與女性建立關係，導致「非自願獨身」的現象。<br>
<br>
其中更引用經典電影「駭客任務」中的藍色與紅色藥丸橋段，認為 INCEL群體是吃下紅色藥丸的醒悟者，意識到整體社會與文化的不公平，進而反對美國的拜金主義與把妹文化。<br>
<br>
然而 INCEL 作為容易形塑極端仇女文化的網路群體，相較於前二者，也是唯一在 2018 年於加拿大發動個人恐怖攻擊，造成 10 人死亡，15 人受傷的仇女恐怖行動。<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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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這些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都是針對女性特定的行為或心態，隨著網絡的傳播與散布，漸漸讓這些概念廣為人知，甚至形成具備相似價值觀的厭女社群。<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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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片面的認知與概念，去概括全體族群的行為與態度，形成的「性別偏見」或「刻板印象」需要被檢討，也許社會上真的存在利用「性別紅利」的獲取特權的人，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將「所有」的女性都視為濫用性別紅利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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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個體之間的差異性，認識刻板印象與自我認知的偏見來源，才能用更真誠且公平的態度去面對與自己不同的各種社會群體。<br>
<h3>【問題發想】</h3>
<ol><li dir="ltr">你是否在網路上看過這些詞彙？ 這些用語是用來針對個人行為，還是泛指所有女性？</li><li dir="ltr">你認為網路論壇為什容易形成這些次文化社群，甚至形成極端言論呢？</li></ol>
<h3>【延伸閱讀】</h3>
<ul><li><a href="http://womany.net/read/article/10857" target="_blank">【性別觀察】誰是母豬教徒？當仇女成為一種流行</a></li><li><a href="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979" target="_blank">【男人想想】宅男的逆襲──談西方母豬教 INCEL&nbsp;</a></li></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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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觀點不代表本平台立場）

女性在社會上遭遇的不平等與刻板印象，除了在主流媒體散佈的形象之外，也有許多由次文化群體所創造出來，並在後續的發展之下形成一個明確的詞彙及概念，如：「女人就是賤」、「母豬教」與「INCEL」。這些詞彙與概念往往代表著複雜的背景知識，含有著一定程度的（次）文化底蘊，以下將介紹三個概念在網路媒體上形塑的歷程

厭女文化如何形成的？網路媒體次文化中的「女人救世劍」、「母豬教」與「INCEL」

境外假訊息充斥台灣，甚至受到了國際認證。 2021 年由瑞典哥德堡大學發布的 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研究報告指出，台灣是世界上受到境外假訊息攻擊最頻繁的國家，而且連續九年為影響之最，對於假訊息的防範須嚴正以待。

<h2>V-Dem 報告：台灣受境外假訊息騷擾世界第一<br>
</h2>

V-Dem 報告指出，全世界受境外假訊息侵擾最嚴重的前 3 名，分別是台灣、拉脫維亞、巴勒斯坦，台灣更是從 2013 年起就已位居第 1。至於釋放假訊息影響他國最嚴重的前 3 名，分別為土庫曼、北韓、緬甸，與台灣有敏感政治關係的中國排名第 6、俄羅斯排行第 12。值得注意的是，<strong>目前沒有任何的證據說明針對台灣的假訊息攻擊來源的位置。</strong><br>
<strong></strong><br>
研究顯示，有時候假訊息的來源可能正是政府。許多的政府為了操弄輿論與削減民間反對聲浪，便會摻入假訊息塑造出有利於政府的形象，許多的官方統計資訊也有出現操作過的跡象，而導致民間聲音的兩極對立，以當前的資料來看，中東和北非是官方假資訊最氾濫的地方，其次為亞太地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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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假訊息的殺傷力，回顧台灣著名 2018 年的「關西機場事件」就創造強大的輿論，還涉及台灣駐日官員蘇啓誠的自戕事件。關西機場事件起源於一則中國的不實訊息，轉傳進台灣社群，由台灣媒體擴散而引發討論，影響到政府的作為。此事也被日本媒體《讀賣新聞》解讀為來自中國網域的資安攻擊。
<h2>假訊息型態多變，已成國安問題<br>
</h2>

<strong>「假訊息大流行 」（Infodemic）</strong>是疫情以來所出現的新單字。由資訊（Information）與流行（epidemic）的簡寫組成一個字，意思就是「資訊傳染病」，延伸為當肺炎疫情流行時，假訊息更是大流行的現象。<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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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根據網路資安公司趨勢科技的資料，在 2020 年疫情傳播最高峰的 2 月，偵測到高達 20 萬則詐騙、假訊息和謠言、較平時暴增 203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成立三年以來，就累積近 3 成關於 Covid-19 疫情和疫苗假訊息的查核報告，不乏偏方、生活提醒，或是疫情死亡嚴重情況，或是針對病毒起源的陰謀論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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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假訊息最大溫床就是台灣選舉，各種變造的資訊企圖影響選舉結果，許多散播假消息的 IP 來源來自境外，普遍被媒體解讀為境外勢力的攻擊。不過，政治類的假新聞也是最難破除的假新聞之一，如台灣大學新聞所教授王泰俐研究指出，<strong>台灣民眾有 52 % 不相信或無法判斷選舉期間有境外網軍介入，反而認為假訊息來自台灣內部不同的陣營。</strong><h2><strong></strong><strong>烏俄戰爭之鑑，應完備資訊查核系統</strong></h2>
假訊息企圖影響政治的現象越來越普遍，此問題早已成為台灣的國安危機，而從 2022 年爆發的烏俄戰爭的資訊戰中，台灣又得到什麼樣的啟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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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報導，2022 年 2 月「黑熊學院」的演講上，資訊戰專家、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表示，台灣應該要以烏俄戰爭為戒，思考到事實查核管道的建置。<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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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假訊息在平常看似不會對國家造成太大傷害，但傷害卻會在人心惶惶的戰爭時期大爆發。早在俄羅斯在進攻烏克蘭之前，早已發布軍事資訊混合戰，例如以軍事演練、軍備庫攻擊等資訊製造民眾的心理壓力。俄羅斯透過誤導資訊，製造烏克蘭內部的對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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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則消息持保留態度，查證每一則可疑資訊的來源，才能避免意見被有意人士操弄，未來台灣仍持續面臨充斥假訊息的環境，如何脫離相關的威脅，是台灣民主的重要課題。<br>


境外假訊息充斥台灣，甚至受到了國際認證。 2021 年由瑞典哥德堡大學發布的 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研究報告指出，台灣是世界上受到境外假訊息攻擊最頻繁的國家，而且連續九年為影響之最，對於假訊息的防範須嚴正以待。

連續九年世界第一，台灣的假訊息問題有多嚴重？

2022 年九合一大選即將在今年下半年登場，各個有意投入選戰的參選人紛紛展開動作，現實戰尚未開打，網路戰就已先行開路。一個個政治素人著手成立個人粉絲專業、勤於更新行程動態、製作資訊圖卡表態、跟風社群話題......像網紅般經營個人政治品牌，「網紅化」成了選舉的重要戰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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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政治人物與網紅創造歷史的關鍵時刻，台北市長柯文哲從 2014 年踏入政治至今，臉書坐擁 207 萬追蹤人數，2017 年世大運期間與時下 YouTuber 網紅合作，總共創造破千萬的點閱率。2022 年選舉期間，館長陳之漢堪稱政治網紅界的第一把交椅，與政治人物同台的內容都能在社群上創造話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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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人物與網紅的同框策略，也有網紅成功轉換跑道，跨入政治領域，網紅呱吉在 2018 年以無黨籍身分當選台北市議員。顯見社群網路開啟了政治的新時代，網紅與政治人物的命運越來越難分難捨。
<h2><strong>政治與網紅　滾出穩賺不賠的言論市場</strong></h2>
社群網路的發達，讓政治討論變得更容易觸及。《中華傳播學刊》的研究論文觀察社群使用者接觸政治資訊的情形，發現基於新聞動機的使用者占比相當小，雖對政治類新聞感興趣，但政治討論頻率卻不高。反而是不經意接觸政治、混合接觸的使用者，社群媒體幾乎成了他們接觸政治的管道，討論政治的機會也較高。因此不難想像，社群媒體的政治傳播效果相當具有潛力，若是有使用者偏好的網紅一同合作，確實會有加乘效果。<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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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政治的出現，更在資訊產製端──主流媒體捲起了旋風，主流媒體幾乎每天緊盯著社群媒體，依此設定新聞議題，網紅政治成了新的主要議題設定來源。<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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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台灣的政治生態，卻也與網紅政治的發展趨勢不謀而合。選舉制度下的總統選舉、地方選舉，單一勝者全勝的規則，讓政治傳播相當看重個人的風格，剛好切合了社群媒體的發展特質，相當強調塑造個人形象、經營粉絲社群。<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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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聽眾到主流媒體，甚至回歸到政治本身，都與社群媒體的流量緊緊綁在一起，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除了反映在話語權上面，更反映在背後能夠變現的商業利益。因此，在特定社會議題形成特定風向時，例如同婚、反送中，就會流傳著「在言論市場上傾向某一黨派穩賺不賠」的說法。<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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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也不禁令人困惑，這些在社群媒體上看見的眾多表態，以及本應是接近一般社會大眾的網紅，究竟他們傳達了真實草根的聲音，還是僅僅製造出商業利益合作下的假象？
<h2><strong>新時代中的政治傳聲筒── 微型網紅　　</strong></h2>
同樣的疑問也在美國的社群媒體上演。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政治資訊在社群媒體上愈加顯眼、頻繁，除了意見領袖帶起話題焦點之外，許多「微型」網紅（Micro-influencers）的政治言論正悄悄佔據一般民眾的社群媒體。<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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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微型網紅的追蹤人數，比不上有百萬支持的當紅明星、意見領袖，通常介於數萬人之間，但對特定社群的追蹤者卻有一定影響力，關鍵在於微型網紅更貼近凡常人的生活，具有較大的說服力。此外，Z 世代的社群使用者，對傳統媒體信任度普遍不高，網紅反而能帶起他們更深的信任，因此相對能夠號召行動。<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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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操作政治訊息的機構而言，網紅的追蹤人數並非首要考量合作的重點，反而是能夠取得大眾多少的信任，因此微型網紅就成了很好的合作對象。英國 BBC 、美國 Washington Post 也曾對此現象做調查，<strong>發現在 TikTok 上許多反川普的內容創作者，其實背後是有廣告公司在付錢；同時，甚至也有支付酬勞給青年創作者的網絡，合作在臉書上發布支持川普的內容</strong>。他們並沒有在訊息上揭露贊助來源，所以一般追蹤者無法辨認創作者的內容動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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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美國還是台灣的經驗都一再驗證，在社群媒體影響力氾濫的年代，令人真正擔憂的不是那些虛擬的人頭假帳號，反而是那些具有特定影響力、能取信於眾人的真實內容創作者。
<h2><strong>社群媒體只能悲觀走向民粹政治？</strong></h2>
若要拆解政治與網紅之間的關係，閱聽人勢必得了解社群平台的運作機制，會發現深根柢固的結構問題，造成政治資訊無法發揮理想中的效用，諸如理性的議題討論、公民思辨、政治參與等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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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本身具有即時、去中心化、人際導向的特質，因此資訊傳散的效果取決於情緒的抒發、說服力，很難達到理性、準確以及批判的溝通層次。對於競逐在網紅紅利之中的政治人物，也相當難去判斷實際的傳播成效，甚至更容易走上民粹政治的道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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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訊息流動的社群平台，除了標示商業型贊助的內容以外，也應當關注政治型贊助的內容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力，並考量揭露內容來源的標準。身為閱聽人，更要期許自己可以做一個求證型的公民，在面對漫天飛舞的政治資訊時，保持辨讀的意識，撥開聲量之下的層層事實，檢視自我對特定政治議題的理解，認知到網紅與政治的關係，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br>


2022 年九合一大選即將在今年下半年登場，各個有意投入選戰的參選人紛紛展開動作，現實戰尚未開打，網路戰就已先行開路。一個個政治素人著手成立個人粉絲專業、勤於更新行程動態、製作資訊圖卡表態、跟風社群話題......像網紅般經營個人政治品牌，「網紅化」成了選舉的重要戰略。

「網紅政治」成了一門好生意，對言論市場是加值還是貶值？

俄烏戰爭開打，現實世界烽火連天，網路與社群平台也形成另一個戰場──資訊戰，虛擬世界中的煙硝戰火，竟也悄悄撼動現實世界的局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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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上<strong> #StandwithUkraine </strong>像是精神喊話般的在推進戰線。捍衛烏克蘭的輿論風向，被塑造成捍衛自由與正義的價值，在社群媒體上捲起深刻的共感氛圍。烏克蘭陣營在資訊戰中，大量傳播以小博大、勇敢堅毅的形象，像是以 <strong>#ghostofkyiv</strong>（基輔幽靈）為主題的內容，在推特、臉書、YouTube、TikTok 上都超過百萬次觀看，該標籤中最引人注目的神勇戰鬥機影片，甚至還被烏克蘭官方相關帳號轉貼，激起振奮人心的迴響。然而，該影片事後卻被證實是遊戲的模擬影像，且許多經過該標籤下合成的照片正四處流傳。<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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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戰線的布局已經從地表拓展到線上的論述，尤其假訊息滲透無孔不入，社群平台也都繃緊神經，加強審視資訊。<blockquote>「在使用社群平台的時候，資訊戰的關鍵是必須認知到，觀眾既是目標，也是參與者。」</blockquote>
《紐約時報》的策略評論家指出了資訊傳播的關鍵。社群媒體上成千上萬相關的<strong>標籤（hashtag）</strong>，原先是作為群眾由下而上、分類內容主題，在資訊戰中經過創造再四處分享、轉貼，構成一道又一道的防線，擁護不同陣營的論述。
<h2><strong>#標籤，引領還是阻礙了社會運動？</strong></h2>
當標籤不再只有資訊整合與分類的功能，還具有議題擴散的特質，標籤連結的不僅是資訊，更能創造對話。由標籤引領在社群平台上衍伸的社會運動，像是 2017 年由美國好萊塢開始的 <strong>#Metoo</strong>、2020年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引發的 BLM 運動，皆在社群平台上掀起巨大的波瀾。<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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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標籤的功能設定，「#」將文字反藍加粗、可以經由搜尋功能觸及標籤相關內容，都是標籤讓特定訊息增加能見度的方式。所以標籤被企業廣泛運用來行銷品牌，甚至是新聞領域也都服膺於這樣的資訊傳播策略。為了在社群平台上搶下流量，標籤成了重要的爭奪工具。<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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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善用標籤能夠在社群媒體上佔得曝光機會，卻也造成資訊傳散的斷裂與缺口。</strong>回顧 BLM 運動的歷程，2020 年曾吸引大批群眾轉發 <strong>#BlackoutTuesday</strong>，網路上的白人也為此號召而行動，在社群媒體上以全黑的照片替黑人權益發聲。但也有論者認為，如此操作標籤並無法深化運動，<strong>因為行動成本極低，標籤只能凝聚為了在社群上尋求認同的人，標籤形成的意見社群可能不代表真實世界的社會氛圍</strong>。另外，充斥全黑照片的標籤資訊分類，會阻擋更多有教育意義的資訊傳散。
<h2><strong>#標籤，創造虛假的多數民意？</strong></h2>
流量的爭奪也意味著話語權的爭奪，在標籤引領的流量之戰下，標籤化的線上世界，可能創造了虛假的多數。<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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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台灣，「網軍」已經是戲謔政治攻擊的一個代名詞，同時也是阻止細緻思辨的句點。在政治型的社群平台上，能顯見大量的標籤式短論述或是梗圖，多被推斷為政治公關所帶起的低品質言論傳散，而被網民扣上網軍、側翼、1450 等等的帽子。<strong>但這樣的指涉，卻也忽略了網路時代創造的集體參與價值，並非都是政治動員的結果，因為在社群媒體的演算法運作下，確實會造成言論篩選，形成特定風向。</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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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陣營的一來一往之中，閱聽人又無法知悉社群背後是否為真實民意，實為民主發展的困境。尤其當代人們獲取資訊的方式多藉由社群媒體，新聞從業者的報導取材更是倚賴社群。新聞從業者做為資訊傳遞者的重要角色，影響更是遠播。<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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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學者的研究指出，美國的政治記者在 Twitter 上形成了隔絕外界的同溫層。從互動及推文進行分析，發現不同群集的使用者有各自偏好的標籤（#hashtag）、提及（@mention），政治記者形成了各自的群體，群體之間的交流也比想像中還少。難以相互交流的資訊圈，確實會把真正的社會多數聲音屏蔽在外。
<h2><strong>閱聽眾不只是觀眾，而是參與者</strong></h2>
上述標籤功能帶來的效應，亦是台灣近年來擔憂的「同溫層」現象，標籤雖然替資訊和言論市場開啟一條便利的通道，卻也令人擔憂公共話語權的發展。<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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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為閱聽眾，在社群媒體的言論場域中，並不只是觀眾，更是參與者，正如同人人都會使用的標籤功能，正也在標籤著你我對於現實世界的認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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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面對資訊戰紛飛的戰火，閱聽眾在一頭栽入特定訊息還有跟風散播資訊之前，至少先進行資訊事實的查證，並進一步思考特定資訊可能會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正如同俄烏的戰線，線上世界的論述爭奪，都可能在現實世界中燃起可以燎原的星火。<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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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學者的研究指出，美國的政治記者在 Twitter 上形成了隔絕外界的同溫層。從互動及推文進行分析，發現不同群集的使用者有各自偏好的標籤（#hashtag）、提及（@mention），政治記者形成了各自的群體，群體之間的交流也比想像中還少。難以相互交流的資訊圈，確實會把真正的社會多數聲音屏蔽在外。

你 Hashtag 了嗎？ 新聞資訊的 #標籤效應 是「話題分類」或「輿論戰略」？

精選專欄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席捲全球，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宣布封城，外部人員不得進入，而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張展和李澤華揭露疫情慘況，而後卻下落不明，其中律師張展被判「尋釁滋事罪」 4 年刑期；2022 年，烏俄戰爭爆發，被國際媒體喻爲「 TikTok 戰爭」，在戰火之中，從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到流離失所的人民，都利用社群媒體更新最新戰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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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中，人人能報導真相，而上述兩個特殊情況，更凸顯了公民報導的重要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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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台灣，雖然有自由民主，也無戰事，但商業置入性新聞及政治力影響，使媒體可信度大打折扣，公民報導亦扮演關鍵色。例如 2010 年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 24 戶農地被徵收，台灣公民記者「大暴龍」，將警方對付老農民、強拆農田的畫面揭露，引發主流大眾對大埔事件的關注，甚至撼動了台灣土地開發政策。
<h2><strong>你我都可以是公民記者？</strong></h2>
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公民報導的權力來自於「言論自由」其中涵蓋的「媒體接近使用權」，其內容傳播自由以及發表言論的自由。公民新聞學的興起，與智慧型手機、寬頻網路普及相關，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平台發布任何形式的報導，而全球知名的公民新聞平台，有<strong>台灣的 PeoPo 公民新聞網，韓國的 OhmyNews、美國 CNN 的 iReport、法國的 AgoraVOX 及德國的 myHeimat</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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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OhmyNews 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創辦人吳連鎬原本是一名記者，因80年代中期韓國新聞經常受到政治操作，他在 2000 年創辦 OhmyNews 網路媒體，當網路泡沫化讓許多新興網路科技公司倒閉，受南韓傳統媒體輕視的 OhmyNews 不僅存活下來，還受到全民認可，只要上網註冊並使用真實姓名，就可在 OhmyNews 平台發表自己撰寫的報導，就連頭條新聞的選擇也是透過讀者點閱率來決定。如今有超過 3 萬 5 千名公民記者，是南韓最重要的新聞媒體之一。網站打出的口號，就是<strong>「人人都是記者！（Every Citizen is a Reporter）」</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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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也有享譽國際的公民新聞網站。PeoPo 公民新聞影音平臺由公視成立，至今年滿 15 年，累積11,908位公民記者、逾168,138篇報導，不僅提供網路教學以及作品平台，更在設有線下公民記者的培訓課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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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由台灣傳播學者發起的《weReport 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從 2011 年 12 月成立至 2020 年  3 月，以募資為經營模式，搭上全球的「群眾資助新聞業」（crowdfunded journalism）浪潮。世界上新聞類的募資、發揮公民力量的平台，還有國際知募資平台美國的 Kickstarter ，就有提供公民新聞類提案的選擇，此外，愛爾蘭 Noteworthy 募資平台，也提供公民調查報導故事的資源。
<h2><strong>行使第四權，自律是首要條件</strong></h2>
然而，既然人人可稱自己是記者，也可能出現濫用採訪權的問題。例如，2016 年「洪素珠侮辱榮民事件」就仗著公民記者實行攻擊他人。這反映了，因為公民記者在報導時，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問題，例如主觀論述及事實、新聞真實性的把關、新聞角度的拿捏等。針對公民記者的倫理問題，PeoPo 公民新聞就列出<a href="https://www.peopo.org/news/510618"> 17 條平台自律公約</a>規範使用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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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體百花齊放的現在，人人都可製作公民新聞的文字或影音曝光，此外，創辦媒體的門檻也相對降低許多，當身份疆界越來越模糊，凸顯真相的核心精神就更顯重要。我們都可以成為公民記者，打破新聞專業者的資訊壟斷，為公義發聲，同時記得謹守公民記者的本份，以真實的資訊促進新聞媒體的健全發展。<h3><br>
</h3><h3>【延伸閱讀】</h3>









<ul><li><a href="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43862" target="_blank">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簡稱公庫）：公民記者的採訪權問題</a></li><li><a href="​​https://www.peopo.org/news/510618" target="_blank">PeoPo平台使用者自律公約條文</a></li><li><a href="https://isoj.org/ohmynews-editor-says-every-citizen-is-a-reporter/" target="_blank">OhmyNews editor says “Every Citizen is a Reporter”</a></li><li><a href="https://www.noteworthy.ie/" target="_blank">Noteworthy 網站</a></li></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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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公民報導的權力來自於「言論自由」其中涵蓋的「媒體接近使用權」，其內容傳播自由以及發表言論的自由。公民新聞學的興起，與智慧型手機、寬頻網路普及相關，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平台發布任何形式的報導，而全球知名的公民新聞平台，有台灣的 PeoPo 公民新聞網，韓國的 OhmyNews、美國 CNN 的 iReport、法國的 AgoraVOX 及德國的 myHeimat。

你行你來？人人都能當記者——「公民新聞」的前世今生

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前妻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家事案件一直與社群文化密不可分。2020 年戴普因英國《太陽報》形容他為家暴者對其提告而敗訴，他就受「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洗禮，即是遭到社群因他的私德而抵制與他有相關的事物，事業一落千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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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 2022 年 4 月，由戴普提起、針對赫德 2018 年公開發表文章的毀謗官司，開始佔據媒體頭條。庭審期間，粉絲線下親臨法庭現場，線上觀看法庭直播，將「粉絲文化」（Fandom / Stan Culture，Stan 指超級粉絲，意即「腦粉」），也就是相同愛好者所形成的文化，帶進司法案件審理，社群平台上的高關注度與流量形成了「媒體奇觀」（Media Spectacle）。
<h2>「媒體公審」與美國流行文化</h2>
「法庭劇」一直是美國流行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而真實司法案件的實境秀比戲劇更刺激。強尼戴普誹謗案直播在多平台放送，美國國內的老牌「法庭電視台」（Court TV）就是之一，而 YouTube 和其他平台直播，則讓庭審傳播至美國之外的區域。根據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報導，Court TV 的最大競爭對手、 OTT 平台 Law & Crime Network 上每天觀看此案的觀眾高達 900 萬，當中 35% 來自美國，7% 英國，其他來自海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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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審判被當電視節目、司法與娛樂間界限模糊，是美國長久來的現象。1979 年美國電視首次播放相貌姣好的連環殺手泰德．·邦迪（Ted Bundy）的判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司法案件，莫過於 1994 年 O.J. 辛普森謀殺案（O. J. Simpson murder case），判決收視人數超過 1 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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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娛樂不僅是娛樂，媒體與民眾的輿論對判決有著不小影響。Netflix 紀實影集《媒體公審》（Trial by Media）中提到的六件美國審判，就是經過媒體播放庭審過程，造成集體輿論的力量，左右了陪審團及法官的決定，甚至形成冤案。
<h2>馬戲團般的「粉絲文化」、「迷因」、TikTok 審判</h2>
社群或影音平台有許多此案迷因，影片如「強尼嗆爆赫德律師」（Johnny Depp Destroys Amber Heard's Lawyer） 的觀看數就有 1300 萬次，或引述赫德在證據中「我沒有揍你，我是在打你」高達 2900 萬次，「#為強尼戴普伸張正義」（#JusticeForJohnnyDepp）標籤的 TikTok 短影片瀏覽量近 70 億次，也有支持赫德的標籤如 #AmberHeardIsInnocent 和 #IStandWithAmberHeard。<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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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TikTok 是「公審」此案的主要平台。輿論風向上，多數人明顯支持戴普，並流傳他在法庭上各種「霸氣」、「搞笑」的「最佳時刻」，而諷刺嘲笑赫德的內容，如安柏赫德作證描述強尼戴普施暴，以 TikTok 流行的「原音」來「對嘴」的模仿影片，或是安柏赫德假哭、忍笑、醜表情，加上 Emoji 來嘲笑，十分熱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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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上的人們喜歡幽默、諷刺橋段，許多人透過聲音片段、剪輯和「迷因」（meme）來認識這場審判及建構對當事人的認知。奧勒岡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路易斯 Seth Lewis 認為，我們正身處一個人們對真實性（​​authenticity）癡迷的時代，對真實的渴望使人們信任社交媒體或 YouTube 上看似原始的影片片段，而 TikTok 提供了一個完美場域。
<h2>破碎化訊息， #Metoo 運動與家暴受害者的傷害</h2>
社交媒體上的回饋機制，是當人們收到高讚數或是瀏覽量時，更會想發表與之相關內容，這次審判將這種社群效應發揮到最大。然而，審判本身冗長而複雜，相較於人們在社群平台上瀏覽一則短影音的時間，對比懸殊。尤其現在非常流行「混音」（Remix）效果，<strong>破碎化的內容沒辦法讓人了解一起司法案件，甚至，為社會帶來許多負面效果。</strong><br>
<strong></strong><br>
許多專家都指出，社群平台上的嘲諷內容，將對那些沒權沒勢的家暴受害者造成傷害。<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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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國反家庭暴力聯盟執行長 Ruth M. Glenn 自己曾是家暴受害者，她認為，無論支持哪一方，社群效應都會觸發受害者的家暴創傷，甚至加劇創傷，而且這些社群內容可能造成「寒蟬效應」。英國家暴慈善機構 Solace Women's Aid 曾表示：<br>
<blockquote>由於害怕報復、負面反彈以及她們的私生活被展示和評判，許多女性不願公開談論家庭虐待，這次公開審判將加劇這種恐懼。</blockquote>
根據 2020 年出版的《理解全球大流行病：關係暴力和共同努力實現無暴力社會》一書，<strong>約 70% 的家庭暴力從未尋求官方救濟</strong>。
<h2>社群在熱潮中獲益， 官司當事人沒有贏家</h2>
這場官司帶來高流量，當中的獲益者必然是社群經營者及社群平台。 美國網路媒體《CNET》 就採訪一名 YouTuber Lahiru Darsha 他在頻道 Redux Dreams Lab. 在庭審過了一個月左右，就因上傳波段庭審片段而共進帳 3,700 美元（近11萬台幣），因得知 YouTube 將打擊相關影片，他已刪除影片。<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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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官司凸顯了推動著「取消文化」和「粉絲文化」的社群力量，可載舟亦可覆舟。而兩位當事人會不斷提供「迷因」元素，不難猜想，對他們而言，輿論戰場的輸贏，比起審判結果更為重要。但同時，法庭中披露的私人細節，也隨著社群流傳內容，對雙方的聲譽造成了不小傷害，以此層面來說，這場官司可說是沒有贏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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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前妻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家事案件一直與社群文化密不可分。2020 年戴普因英國《太陽報》形容他為家暴者對其提告而敗訴，他就受「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洗禮，即是遭到社群因他的私德而抵制與他有相關的事物，事業一落千丈。而法庭中披露的私人細節，也隨著社群流傳內容，造成雙方聲譽不小傷害，這場官司可說是沒有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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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當全台灣的輿論市場為王力宏瘋狂之時，社群平台上的使用者也紛紛發表蹭上王力宏熱度的資訊，在演算法的世界中爭取一席之地，因為若不跟上王力宏的熱潮，一起表態些什麼，那期間使用者自身頻道的流量就會一片慘綠。<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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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媒體受社群平台的風向影響是如此的真實，「即食」與「集中」成了當今言論場域的特色，隨風追逐的媒體卻又常常換得「品質低落」、「敗壞言論環境」的罵名。
<h2><strong>科技巨頭分食利益 媒體環境長期營養不良</strong></h2>
正好也與此同時，去年（2021）年底台灣《數位經濟白皮書》終於有了風聲，隨著澳洲政府通過《新聞媒體議價法》，台灣國內對於科技龍頭綁架新聞環境的生態，聚積著不滿的批判，也漸漸醞釀成形。在數位經濟政策中，強制數位平台與媒體進行廣告分潤議價，此條政策最引人關注，開始針對「流量」下手，不讓其僅是商業資本的依據，更要其擔負起維護閱聽環境的責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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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Facebook 、 Google 進入台灣市場之後，台灣人使用媒介接收資訊的習慣改變，主流媒體漸漸式微，八成的民眾都從社群網路獲取新聞資訊，習慣轉移也讓各家媒體將戰場轉往社群平台上。閱聽眾端看似接收資訊愈加便利，新聞內容產製端也獲得更多的內容曝光，但在不知不覺之中，猶如溫水煮青蛙般，人們卻都忽略了數位平台在資訊傳遞過程中應擔負起的角色和責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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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各家媒體倚靠廣告作為收益，因業配而削弱編採內容對廣告主的批判，現今進入社群時代的戰場，還要與 Facebook 、 Google 等科技巨頭爭奪網路上的廣告市場，甚者，關於廣告的投放、流量的曝光操作等等，都是由這些巨頭制定遊戲規則，在不透明的機制之下，媒體猶如困獸之鬥。
<h2><strong>新聞產製端的弱智化</strong></h2>
以 Facebook 為例，影響媒體流量最大的關鍵就在於演算法，只要改變演算法，就會改變媒體營收，因此媒體必須跟著某種不成文的規則走，社群平台上呈現出的言論取向以及內容形式，也進而依此變形。<strong>科技巨頭所掌握的演算法和網路廣告市場，不只左右了營收，更大大影響內容的品質。</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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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為人詬病的資訊也已成常態，例如內容農場、假新聞等等，近期社群上的內容製作又為了服膺於流量，而以圖卡的誘點方式吸引讀者，失去傳統新聞追求精確直接傳達訊息的精神，各家媒體各出奇招，<strong>端出誘人但卻實質空泛的內容，再創另一波流量的同時，卻也無法擺脫新聞媒體「弱智化」、「騙流量」的無情批評。</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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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傳播科技愈加發達，從蒐集資料、採訪到輸出資訊都變的更簡便與省時，使得新聞產證過程及內容都更加簡化。拜傳播科技所賜，理當會預期生產力提高，卻使單一新聞記者承擔更多的內容生產，加劇新聞簡化與質量下降的情況。而流量至上的情況下演繹的言論導向，更使得各家新聞內容朝同質化發展。在這些結構問題的框架下，新聞專業難有伸展的空間，新聞品質自然下降。
<h2><strong>弱智化影響公民社會發展</strong></h2>
觀看日益惡化的新聞品質，與其說社群媒體是言論的平台，不如說是廣告銷售的市場。因流量至上形成帶風向為先、事實為後的詭異現象，造成閱聽眾所處的言論空間逐漸惡化，影響民主社會之發展。<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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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的出現，使得個人發聲、與公眾交流意見更加容易，本應能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但卻因為背後的演算法，使得社群平台作為一種公共領域的理想逐漸瓦解。<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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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演算法納入計量的閱聽眾，不但缺失了公民的角色，僅剩消費者的角色，還被冠上了商品化的標籤。社群平台利用使用者的資料，建立個人化資訊的同時也考量到商業優先性，社群生活自然走向更商業化，本該有理想溝通性質的管道，演變成流量買賣的市場。
<h2><strong>拒絕群體弱智化 營養的內容也有價　</strong></h2>
為了回應公共領域的最初想望，維護平等使用以及制度化的保障，應是當務之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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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也早有先例，<strong>澳洲在2021年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美國訂立《新聞競爭與保護法》；歐盟則是有《數位市場法》，這些規範的核心意義揭示市場需建立公平的競爭規則，改善媒體和內容產業的環境</strong><strong>。台灣學者也提出廣告課稅的構想，對跨國平台的廣告收入徵特別稅，提供合理的金額來維護新聞環境的發展。</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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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出手規範議價機制，平衡科技巨頭造成的扭曲市場是行動的首部曲，接下來則需進一步思考，究竟介入多少程度，才不會造成另一種自由的損害。<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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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也是必須將此課題拋回給廣大的閱聽眾，是如何看待「新聞有價」？若認同具有品質的內容需要成本去維護，順應著難以翻轉的市場邏輯，閱聽眾作為市場中一份子，也有權拒絕特定權力創建出的遊戲規則，從弱智化的困局中走出。<br>


自從 Facebook 、 Google 進入台灣市場之後，台灣人使用媒介接收資訊的習慣改變，主流媒體漸漸式微，八成的民眾都從社群網路獲取新聞資訊，廣告收益被科技巨頭分食，新聞專業難有伸展的空間，新聞品質也因此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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