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政治」成了一門好生意，對言論市場是加值還是貶值？

2022 年九合一大選即將在今年下半年登場，各個有意投入選戰的參選人紛紛展開動作，現實戰尚未開打，網路戰就已先行開路。一個個政治素人著手成立個人粉絲專業、勤於更新行程動態、製作資訊圖卡表態、跟風社群話題......像網紅般經營個人政治品牌，「網紅化」成了選舉的重要戰略。

回顧政治人物與網紅創造歷史的關鍵時刻，台北市長柯文哲從 2014 年踏入政治至今，臉書坐擁 207 萬追蹤人數，2017 年世大運期間與時下 YouTuber 網紅合作，總共創造破千萬的點閱率。2022 年選舉期間，館長陳之漢堪稱政治網紅界的第一把交椅，與政治人物同台的內容都能在社群上創造話題。

除了政治人物與網紅的同框策略，也有網紅成功轉換跑道，跨入政治領域，網紅呱吉在 2018 年以無黨籍身分當選台北市議員。顯見社群網路開啟了政治的新時代，網紅與政治人物的命運越來越難分難捨。

政治與網紅　滾出穩賺不賠的言論市場

社群網路的發達，讓政治討論變得更容易觸及。《中華傳播學刊》的研究論文觀察社群使用者接觸政治資訊的情形，發現基於新聞動機的使用者占比相當小，雖對政治類新聞感興趣，但政治討論頻率卻不高。反而是不經意接觸政治、混合接觸的使用者，社群媒體幾乎成了他們接觸政治的管道，討論政治的機會也較高。因此不難想像，社群媒體的政治傳播效果相當具有潛力，若是有使用者偏好的網紅一同合作，確實會有加乘效果。

網紅政治的出現，更在資訊產製端──主流媒體捲起了旋風，主流媒體幾乎每天緊盯著社群媒體，依此設定新聞議題，網紅政治成了新的主要議題設定來源。

反觀台灣的政治生態，卻也與網紅政治的發展趨勢不謀而合。選舉制度下的總統選舉、地方選舉，單一勝者全勝的規則，讓政治傳播相當看重個人的風格，剛好切合了社群媒體的發展特質，相當強調塑造個人形象、經營粉絲社群。

從閱聽眾到主流媒體，甚至回歸到政治本身，都與社群媒體的流量緊緊綁在一起，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除了反映在話語權上面，更反映在背後能夠變現的商業利益。因此，在特定社會議題形成特定風向時，例如同婚、反送中，就會流傳著「在言論市場上傾向某一黨派穩賺不賠」的說法。

然而，這也不禁令人困惑，這些在社群媒體上看見的眾多表態，以及本應是接近一般社會大眾的網紅，究竟他們傳達了真實草根的聲音，還是僅僅製造出商業利益合作下的假象？

新時代中的政治傳聲筒── 微型網紅　　

同樣的疑問也在美國的社群媒體上演。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政治資訊在社群媒體上愈加顯眼、頻繁，除了意見領袖帶起話題焦點之外，許多「微型」網紅（Micro-influencers）的政治言論正悄悄佔據一般民眾的社群媒體。

這群微型網紅的追蹤人數，比不上有百萬支持的當紅明星、意見領袖，通常介於數萬人之間，但對特定社群的追蹤者卻有一定影響力，關鍵在於微型網紅更貼近凡常人的生活，具有較大的說服力。此外，Z 世代的社群使用者，對傳統媒體信任度普遍不高，網紅反而能帶起他們更深的信任，因此相對能夠號召行動。

對於在操作政治訊息的機構而言，網紅的追蹤人數並非首要考量合作的重點，反而是能夠取得大眾多少的信任，因此微型網紅就成了很好的合作對象。英國 BBC 、美國 Washington Post 也曾對此現象做調查，發現在 TikTok 上許多反川普的內容創作者，其實背後是有廣告公司在付錢；同時，甚至也有支付酬勞給青年創作者的網絡，合作在臉書上發布支持川普的內容。他們並沒有在訊息上揭露贊助來源，所以一般追蹤者無法辨認創作者的內容動機。

不論是美國還是台灣的經驗都一再驗證，在社群媒體影響力氾濫的年代，令人真正擔憂的不是那些虛擬的人頭假帳號，反而是那些具有特定影響力、能取信於眾人的真實內容創作者。

社群媒體只能悲觀走向民粹政治？

若要拆解政治與網紅之間的關係，閱聽人勢必得了解社群平台的運作機制，會發現深根柢固的結構問題，造成政治資訊無法發揮理想中的效用，諸如理性的議題討論、公民思辨、政治參與等等。

社群媒體本身具有即時、去中心化、人際導向的特質，因此資訊傳散的效果取決於情緒的抒發、說服力，很難達到理性、準確以及批判的溝通層次。對於競逐在網紅紅利之中的政治人物，也相當難去判斷實際的傳播成效，甚至更容易走上民粹政治的道路。

掌握訊息流動的社群平台，除了標示商業型贊助的內容以外，也應當關注政治型贊助的內容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力，並考量揭露內容來源的標準。身為閱聽人，更要期許自己可以做一個求證型的公民，在面對漫天飛舞的政治資訊時，保持辨讀的意識，撥開聲量之下的層層事實，檢視自我對特定政治議題的理解，認知到網紅與政治的關係，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