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時代，Netflix、Disney Plus 和 Apple TV+ 等串流平台成為了娛樂的主要來源。因為疫情帶來的社交隔離和封鎖政策，許多人選擇留在家中，並轉向這些提供豐富影視內容的OTT平台以獲取娛樂。這些平台的爆炸性增長也反映了全球對於靜態娛樂需求的激增。
然而，隨著疫情逐漸趨緩，市場上出現了眾多的訂閱服務，這讓消費者面臨了「訂閱疲乏」的挑戰。許多用戶感到訂閱數量繁多，管理起來非常繁瑣，因此開始出現一種被稱為「跳跳族」的現象，即消費者頻繁地在不同的影音服務間跳槽，不斷退訂並轉換平台。
<h4>美國「跳跳族」的現象</h4>
《紐約時報》深入探討了美國消費者為何會成為「跳跳族」。該報導指出，許多美國人會訂閱新的串流平台，如Peacock，僅僅是為了觀看最新的影集。然而，當他們發現只為了單一節目而產生的訂閱費用不值一提時，他們會選擇退訂，這種現象被形容為對新內容興趣的「三分鐘熱度」。這些用戶在對某個內容失去興趣後，會立刻退訂，直到下一個感興趣的內容出現才會再次訂閱。這類消費者現在被稱為「遊牧訂閱者」（Nomadic Subscribers），他們在過去三年間由小眾行為逐漸演變為市場主流。
<h4>各大平台如何應對訂閱疲乏</h4>
面對訂閱疲乏的挑戰，串流平台的高層們開始尋找對策。發現「捆綁銷售」的策略是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例如，迪士尼將Disney+、Hulu和ESPN+整合銷售，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更進一步，迪士尼還與Fox、Warner Bros、Discovery等公司合作，計劃推出新的體育串流服務。此外，Peacock推出了近乎半價的特別優惠，也有效地減少了消費者的退訂率。這些措施都旨在增加用戶的黏著度，使他們更不容易流失。
<h4>抓住遊牧訂閱者 平台的努力</h4>
雖然「遊牧訂閱者」的現象在各大串流平台中普遍存在，但「Netflix」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調查顯示，雖然消費者享受這種根據需要退訂的靈活性，但他們仍然不願意放棄Netflix的服務。研究訂閱服務的公司「Antenna」指出，「遊牧訂閱者」對Netflix的影響最小。Netflix不僅與其他地區業者合作，製作了大量精彩節目，還提供了優秀的個人化服務，這些都有效地降低了退訂的可能性，在面對串流服務的訂閱疲乏的問題，各大串流平皆透過不同的方式，盡力讓訂閱者能夠「訂好訂滿」。

串流平台的訂閱疲乏 疫情後的消費者行為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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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1年，美國教育家馬克·普倫斯基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文章《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他察覺到隨著電腦的普及和數位浪潮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家庭和教室中出現了打破時空限制的網際網路。因此，他提出了「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概念，這個概念主要用來形容那些從小就在網路環境中成長的人。一般而言，在台灣，「Z世代」（29歲以下）或千禧世代被視為首批數位原住民。隨著科技的發展，後來的每一代新生兒也逐漸習慣於在虛擬與現實交織的世界中生活，並且逐步以手機和電腦取代了童年時期的奶嘴或玩具。
千禧世代的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在教育、交友和娛樂方面的選擇逐漸與其他世代產生了差異。相比之下，兒時未接觸數位工具的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在成年後才適應科技與社會的融合，對千禧世代的孩子們整天沉迷於手機的行為感到擔憂，擔心他們因此染上壞習慣，或暴露於不必要的風險之中。
隨著COVID-19疫情推動線上教學及數位工具的普遍應用，某些學生更容易沉浸於手機內容中。在2022年美國的一項調查中，約三分之一的教師表示每堂課要求學生收起手機5到10次，近15%的教師則要求學生超過20次，也因此許多家長和教師開始採取「禁止」和「管制」的方式，來阻止子女和學生接觸手機及其他網路互動。許多國家也透過立法逐步對抗網路成癮的問題，例如美國佛羅里達州正在推動一項法案，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該法案已在眾議院以106票對13票通過，將進入參議院審議，而猶他州則在2023年成為首個禁止18歲以下人士未經監護人同意創建社交帳號的州，並限制未成年人在晚上10:30至早上6:30期間使用社交媒體。
然而，儘管有規範並且嚴格執行，禁令往往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甚至可能激發青少年的挑戰和反抗心理，或使他們在使用這些技術上更加隱蔽。英格蘭兒童事務專員的一項研究《現代數位現象的立法與社會層面》（Legislative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a Modern Digital Phenomenon）表明，儘管法律規定色情內容應在法定年齡18歲後方可觀看，但長期以來英國對於阻止兒童接觸色情資訊的努力卻以失敗告終。紐西蘭惠靈頓中學的九年級學生弗洛·加爾文（Flo Galvin）對於校園禁用手機的議題表示：「據我所知，至少在我的班級和我認識的人中，幾乎沒有人遵守這個規則。我確實對手機上癮，禁令只會讓我們更加偷偷摸摸，以避免被抓住。」
禁令的效果似乎未能達到預期，反而引發更多的問題。伯恩茅斯大學的數位科技道德與數位權利教授安迪·菲彭（Andy Phippen）在針對青少年網路使用習慣的實地調查中發現，許多未成年人感受到父母和師長對網路危害的講述態度居高臨下，且傳遞的信息常常在缺乏理解的情況下過於誇大，這使得孩子們在與大人討論時感到恐懼，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行為會受到指責或過度反應。這種對可能爆發情緒的恐懼，進一步導致未成年人對自身網路使用方式的隱藏與疏離，並間接增加了他們面對未知風險的機會。
實際上，對於手機使用問題，簡單的禁令未必是最佳解決方案，威權式的管教和溝通往往難以奏效。相較之下，非批判性的對話、強調自我管理的學習和培養學生的價值判斷能力，可能比單一的規範更具實際效果。因此，對抗手機成癮和網路沉迷的問題，不該僅局限於家庭或學校，而是要成為全社會共同面對並展開良好對話的課題。

什麼？！禁止或是沒收手機 也許讓青少年陷入更嚴重網路成癮

疫情期間，由於負面消息頻傳，日常接觸新聞對不少人來說幾乎等於隱性的壓力來源。隨著這種情況的加劇，不少人開始有意識地避開接收任何新聞媒體資訊，形成了所謂的新聞迴避（news avoidance）現象。新聞迴避通常意味著新聞使用頻率低於每月一次，甚至完全不使用任何媒體工具來接收資訊。根據2023年英國路透社（Reuters）調查報告顯示，受訪者中有36%的人會有意識地「有時」或「經常」迴避新聞，這不僅意味著新聞產業受到關注與資金支持的可能性降低，更可能影響到這一代公民對日常事務的接收和參與，進一步引發資訊疏離，從而造成另一種程度的社會冷漠。
談到新聞迴避的原因，除了特殊時期的諸多噩耗使人心力交瘁外，新聞產業為了博取點閱率而產生的釣魚式標題、操弄衝突爭議以及腥羶色的報導選題，也是許多人拒絕新聞的原因之一。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所長拉斯穆斯·克萊斯·尼爾森（Rasmus Kleis Nielsen）在《迴避新聞：不情願的新聞受眾》（Avoiding the News: Reluctant Audiences for Journalism）一書中指出，由於當代人壓力過大，穩定日常生活的社會壓力和無止盡的工作疲憊，使得部分人認為他們沒有精神和心力去理解當下的重要新聞內容，鍵盤吵架或無止盡的網路鬥爭所帶來的負面情緒，也被視為日常情緒勞動的額外負擔，甚至有部分人認為新聞與政治交織在一起，進而將對政治的疏離和厭惡延伸到對新聞報導的冷漠，最終導致閱聽人傾向取消訂閱媒體，間接造成賴以維生的廣告商因此撤出。
全球媒體在面對這一現象時，紛紛想方設法尋求解決方案，紐西蘭的媒體公司Stuff及其新聞機構Stuff.co.nz便率先提出應對方案。品牌產品負責人班·海伍德（Ben Haywood）在最近於倫敦舉行的INMA世界新聞媒體大會上表示，他們將打破過往新聞結構，放棄經典的倒金字塔寫作原則，改為將重點放在段落之首，並用更溫和的方式撰寫新聞。Stuff的調查數據與路透社的結論不謀而合，他們的調查顯示，新聞迴避可以被理解為當代人「閱讀的新聞種類更少，花費的時間也更少」，主要原因是讀者在長期接觸媒體後發現「內容無聊且重複，毫無營養和意義，那些偽裝成新聞、帶有明顯偏見或刻意引導輿論的觀點更是令人厭惡」。此一現象可說是這一代部分閱聽眾對刻意營造的報導衝突、造成情緒顯著波動，以及操弄情緒的新聞撰寫邏輯投下反對票。為深入研究此議題，Stuff開發了一種鑲嵌在新聞報導最下方的情緒追蹤器，用來搜集讀者回饋其中選項包括「高興」、「生氣」、「關心」、「悲傷」、「喜歡」和「不在乎」，並附上一道開放性但不強制回答的題目：為什麼這個故事讓你有這樣的感覺？
這些每日回饋數據成為編輯室重要的參考資料，用以決策未來的新聞走向。根據目前統計結果，有關藝術、音樂和文化故事、可愛動物、苦樂參半的故事，通常會讓人感到快樂；氣候變遷、住房負擔能力下降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內容，則使人感到悲傷和憂鬱；不公平、不公義、政府新改革與政策以及公家機構相關議題，則容易引來憤怒的回應。Stuff 開始研究如何以更平和的方式報導議題，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幫助閱聽者在情緒穩定且清晰的狀況下完整閱讀一個議題。Stuff.co.nz 主編基思·林奇（Keith Lynch）在重新思考品牌定位後表示：「記者多年來一直被教導要把最重要的訊息放在故事的開頭段落中，但這樣有時候會鼓勵簡單化和放大衝突，而不是幫助讀者理解影響他們生活的複雜內容，讓新聞與生活逐漸疏遠。」因此，Stuff 重新將焦點放在爭議性內容、政治故事和預先規劃的大主題上，融入時間軸、具體地點以及對人們直觀的影響結果來敘述這些素材。這種表達手法不僅吸引了與衝突和爭議同樣多的關注，回收的情緒回饋和評論也更加正面和有意義。
這種考量使用者情緒回饋的新聞製作方式，有別於以往刺激閱聽大眾的生產邏輯。透過「教育、啟發、提供觀點或娛樂」的策略來製作新聞素材，往往更有機會吸引讀者，並進一步創造傳播和更多查詢的可能性，預示著新聞內容產業或許將迎來重大的變革。

什麼是新聞迴避？我們又該如何喚起這個世代的資訊冷漠

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預計在11月5日舉行，本次選舉是美國第60屆總統選舉，也是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與現任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的對決，選舉結果對未來將有重大影響，而社群媒體輿論也將對選情產生影響。
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當時川普與拜登選情相當膠著，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兩黨支持者發布的大大小小的消息，其中不乏假新聞的存在。根據《科學》期刊的研究《Twitter中的假新聞超級分享者》（Supersharers of Fake News on Twitter），在Twitter（現已更名為X）上超過60萬名美國選民的樣本中，約2000名「超級分享者」傳播80%的假新聞內容，這些分享者多為女性和老年人，顛覆傳統上對假新聞傳播者通常為年輕、右翼男性的刻板印象。
該研究始於2019年，由內蓋夫本古裡安大學的社會科學家尼爾·格林伯格（Nir Grinberg）進行，他分析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後，超過16,000名X用戶的資訊流傳方式，意外發現80%的假新聞來自16名用戶，換言之，這16名用戶幾乎是假消息傳播的核心。為了驗證少數人能夠帶來極大傳播效益的「超級分享者」是否存在，研究團隊分析了66萬名X上真實用戶的姓名和美國IP位置，並將這些數據與選民登記結果進行對照，研究人員發現，超級分享者並非機器或人工智能自動化工具，而是真實存在並且樂意手動分享和推動假訊息的人。這些超級分享者喜歡大量連續發文，一天內分享的政治性新聞中，約有7%來自不可信的網站，僅需2107名社群媒體發文者即可創造當天80%的假新聞流通。統計結果顯示，近五分之一的社群使用者至少追蹤了其中一位超級分享者，並曾看過、轉發或評論他們發佈的假訊息，這些超級分享者的平均年齡為58歲，其中近60%是女性，支持共和黨（64%）的人數遠高於支持民主黨（16%）的人，而教育程度較低但收入較高，且在社交媒體上積極轉發各種資訊，經常傳播想像中的「機密」。
這一現象顯示，在數位民主發展過程中，一小部分人的隨手發言如果切中了閱聽大眾的心理與期待，就能有效改變甚至扭曲人們對政治現實的認知，情況難以防範。
除了指出超級分享者的身份及其可能造成的隱患，該研究還提出了幾個解決策略。例如，限制單日貼文發布量，或如布里斯托大學的心理學家史蒂芬·萊萬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的建議，當系統檢測到內容可能為假新聞時，詢問使用者是否要轉發這些內容，藉由提高操作門檻來降低發文頻率。
隨著2024年美國大選的臨近，社交媒體上的「看不見的戰爭」將進入白熱化階段。與其在此時遊說社交平台更改系統或試圖抓出超級分享者，不如留意我們所接觸的每一條資訊，仔細查核，做出自己的思考與判斷。如果真的想要轉發資訊以支持某些政見或政黨，務必審核資料來源，並深刻探詢每一次轉發背後的受益者究竟是誰。

超級分享者？那些假新聞背後的重要擴散人倒底是誰？

基於烏克蘭戰爭、加薩戰爭和各種國際間武裝衝突，2023至2024年可謂是世界局勢動盪不安的一段時期。這幾場在社交媒體中大量曝光的戰爭，急遽改變媒體生態，除了引起討論外，也促使各地知名媒體機構、報社和獨立新聞工作者，扛著器材與行囊奔赴戰場採訪，扛起「重現真相」和「保護歷史」的責任。然而，不同觀察角度下所產生的新聞，也開啟了另一個「戰場」。
<h3>空有訓練卻無實操緊要關頭仍然只能戰或逃</h3>
世界渴望獲得第一手消息的背後，是不少媒體人的披星戴月和生命代價。全球非營利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表示，經他們的核實和統計，2023年共有99名記者在報導過程中遭到殺害，人數比2022年增加了將近44%。各機構雖然在派遣記者前，基於「敵對環境和緊急急救課程」（Hostile Environment and Emergency First Aid，簡稱HEFA）教授他們有關戰地生存、反襲擊綁架和醫療自救的知識，模擬記者實際要面對的壓力，以及靈機應變的情境演練，但這些概念多半是紙上談兵，未經練習下不一定能成為記者在緊要關頭救命的即時反應。
美國生理學家沃爾特·布拉德福德·坎農（Walter Bradford Cannon）在1915年著作《疼痛、飢餓、恐懼和憤怒中的身體變化》（Bodily Changes in Pain, Hunger, Fear and Rage）中描述，多數人在身處極端環境中的狀態，身體會釋放腎上腺素來預備「戰或逃」反應，此時不容易有理性思考與判斷的介入空間。2010年，心理學家紹爾（Schauer）和愛爾伯特（Elbert）在《創傷壓力後的解離：病因學和治療》（Dissociation Following Traumatic Stress: Etiology and Treatment）研究中進一步解釋，面對緊急狀況時，感性可能先於理性思考，誘發凍結、逃跑、戰鬥、恐懼、投降和昏厥（freeze, flight, fight, fright, flag, and faint）的反應。
<h3>還原多種艱困情境 運用VR訓練記者</h3>
虛擬實境技術的應用正逐漸改變這一現狀，Head Set Immersive的聯合創辦人凱特·帕金森（Kate Parkinson）分享了自身經驗，當她的攝影師在利比亞被火箭推進的手榴彈嚴重炸傷時，迫切需要急救，而她卻在緊要關頭愣住。「在那一刻，我不記得別人教過我的任何事情，如果由我來拯救他的生命，我認為我做不到。」她說。
烏克蘭獨立新聞編輯室 Zaborona 的創辦人兼資深戰地記者卡特琳娜·瑟加茨科娃（Katerina Sergatskova）和羅曼·斯捷潘諾維奇（Roman Stepanovych）為了應對這項「體驗不夠身歷其境」的問題，開始思考如何「更真實地」為戰地記者進行安全訓練。她們理解，許多資深戰地記者的臨場應變能力不是來自優異的記憶，而是靠著一次次的實務經驗在危險中逐漸磨鍊出來。因此，他們開始尋找透過遊戲引擎Unity加上電腦生成的抽象圖像系統，並以聲音和圖像結合的方式來設計訓練過程。這不僅可以更容易留住人們的注意力，還可以讓記者模擬心理上可能出現的壓力，用最安全的方式還原戰爭、極端災害和自然環境，並讓學員通過錄影重新回顧自己的反應，能有效複習和自我檢討。
<h3>超越眾多限制 VR系統的優勢</h3>
與傳統與演員即時進行的「敵對環境和緊急急救課程」（HEFA）相比，新的VR系統更能激發受訓記者的警覺，並引發真實的生理反應。報導「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紐約市自由攝影師安格斯·莫丹特（Angus Mordant）特別贊同這種由VR創造的體驗感。「在活動開始不久後，我開始出一點汗，腎上腺素飆升，所以這確實有效。」他說。
目前，Vice Media、美聯社、BBC等媒體紛紛加入這項計畫，嘗試為更多記者提供這套可以超越時間和地點限制，且更有效的訓練機制。在當代社會中，記者從第一線深入戰爭、動亂、急難和災害帶來消息的背後，往往面對常人難以理解和體會的壓力與風險。因此，在看見各種優秀報導時，請務必向這群當代新聞工作者致上最高的敬意。

虛擬實境風潮 非營利組織嘗試用VR救記者的命

成立於1944年的Getulio Vargas基金會（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是巴西的高等研究院，也是全球排名第七的拉丁美洲智庫，該基金會擁有豐富的經濟、傳媒、科學等領域的研究人才，致力於巴西本土政策與文化的探究，以及推動南美洲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發展。該機構近年的一項備受關注的研究，內容顯示巴西社交網路上關於政治的所有討論中，約有20%是由機器人惡意「帶風向」。這些機器人會假冒真實使用者進行留言，主動發起爭議話題以造成討論衝突，甚至將大量假新聞投入社交媒體中，影響民眾的立場。
這些媒體操控手段，你或許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後有所耳聞。當時，這場全球矚目的激烈競爭以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的勝利落幕，但也引發了全球對後真相（post-truth）時代的相關討論。相關議題的研究從美國擴散至世界各地，出現了一系列關於「假新聞」的呼籲、觀察和防治的討論。遺憾的是，儘管已有前車之鑑，政治領域的媒體操控仍然層出不窮。2018年巴西總統大選時，素有「巴西川普」之稱的社會自由黨候選人博爾索納羅（Jair Messias Bolsonaro）依然通過媒體操作獲得了55.63%的有效票支持，一舉擊敗對手成為新任總統。這位口無遮攔的右翼保守派前軍官反對同性戀、支持獨裁統治、反對投資科學與教育經費、捍衛傳統宗教價值而反墮胎、支持嚴刑峻法解決犯罪並支援槍枝合法。他甚至曾直言應該剝奪巴西原住民的權益以加速土地發展，並在公開場合對黑皮膚的非裔人士、女性和貧民人口進行赤裸裸的歧視。儘管如此，該候選人仍憑藉著高漲的媒體聲浪，以及對手因負面傳言而受困的窘境下，成功獲得了四年的任期。
雖然博爾索納羅在卸任後被查出操控了2018年的選舉輿論，專門研究2018年選舉舞弊的貝內迪托·貢薩爾維斯（Benedito Gonçalves）在受訪時直言，博爾索納羅的假新聞工廠形式「可能構成濫用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媒體權力」，但仍無法阻擋當年選舉中社群聲浪的鋪天蓋地。 儘管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經驗未能成為巴西選舉的借鏡，卻為當地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媒體Congresso em Foco提供了靈感。這家專門報導國民議會和聯邦政治事件的無黨派媒體，為了降低假新聞的影響，設計了一款透過機器學習演算法的工具。該工具可以通過交叉引用數萬個參數和定義，將社群資訊分為「人類發佈」和「機器人發佈」兩類，並導入社交監測平台Trending Botics進行比較。這個網站提供了一個每日追蹤和比較當前政治問題受到哪些標籤影響的機制，並標示出哪些議題明顯由假帳號背後操控。以2018年總統當選者博爾索納羅為例，他在Twitter上被機器人引用和評論的頻率最高，截至2018年9月27日，他的名字已出現在276,767條人工生成的推文與回覆中，占總數的68%，幾乎是第二名的五倍。這些數據後續也幫助了有關假新聞工廠的調查，並在整理後歸納出三類假新聞生產的核心人物，包括擅長美化政治觀點和事件的輿論導向專家（spin doctor）、文稿生產者（produtores）以及負責傳播的推廣者（promotores）。
最終，無論相關資訊是否直接影響選戰結果，都無疑為巴西人提供了一個客觀看見社群影響力的方式，也幫助減少了部分民眾與候選人行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該網站的創始人西爾維奧·科斯塔（Sylvio Costa）認為，這項分析監測計畫將「凸顯政治辯論操縱的風險，並顯示哪些候選人從這項活動中受益最大，幫助民眾重新思考他們的投票決策。」
而台灣選舉也無法倖免，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2020年的假新聞調查，有73.1%的人認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面臨假新聞攻擊，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媒體上假新聞問題嚴重。換言之，2018年巴西所面臨的問題，或許正是我們明日需面對的挑戰。這也許是時候仔細思考台灣能夠為自己的社群媒體和民主環境做些什麼了。

巴西政治期刊的趨勢機器人 抓出誰意圖對大選動手腳

隨著手機與電腦應用越來越普及，社群媒體和線上新聞APP取代了電視，成為消費者獲取資訊的新寵。2016年，全球約24%的閱聽人每週觀看線上新聞影音，到了2020年，這個數字在Covid-19疫情期間增加到67%。這一趨勢間接促使傳統媒體將資源傾向數位媒體，並開始嘗試更豐富和多元的媒體表達方式。
2022年，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橫空出現，大幅改變內容產業的生產方式。OpenAI公司的主力產品ChatGPT以對話式互動模型吸引了大量使用者，其他如Claude、Lama和Gemini的圖文聊天互動模型也迅速獲得大量粉絲。可以透過指定（prompt）生成圖片的DALL-E、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工具，和可以僅用文字就生產影像的Sora工具，為使用者提供在文字領域外更多的探索空間。閱讀產業報告與分析的工作也可以交給Rationale和Copilot等工具，大幅節省資訊查找、檢證和重點摘要所需的人力及時間。
然而，這些便捷的工具也急遽影響許多產業的發展。在Covid-19疫情期間的大規模裁員與關停潮中，人工智慧取代了許多依賴大量人力的工作。疫情後，許多工作者也利用AI節省自己的工作時間。媒體產業尤為首當其衝，因為它需要高速生產內容、追求即時性和多元表達方式以持續抓住觀眾注意力。
面對這樣的背景，大量機構與電腦科學界意見領袖開始提出「人工智慧會替代人類工作」的警訊。許多文科背景的學子對未來職涯發展感到惶恐，深怕自己因不諳科技工具而被淘汰。
<h3>人類創作者的價值</h3>
美國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傳播科學家尼爾·瑟曼（Neil Thurman）教授與倫敦經濟學院的賽莉·史塔爾（Sally Stares）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的米謝兒·科利斯卡（Michael Koliska）博士共同研究發現，唯有經過人工後期編輯的自動化生成影音才能與100%人工製作的影片一樣受到市場歡迎。
這項研究針對4,200名英國新聞消費者對完全人造、高度自動化和部分自動化三類影片的偏好與反應進行觀察。每一項素材都有三種不同製作方式提供消費者做盲測，以避免題材差異影響測試結果。結果顯示，受測者更喜歡完全由人為製作的影片，因為這些影片的影像和鏡頭與故事密切相關，音樂適合新聞報導，視覺設計安排合理舒適。而人工智能生成的素材則在這些方面有所缺乏。
除了影片，許多引入AI擔任採訪記者或編輯的新聞機構也面臨困擾。Google資深SEO技術顧問約翰·穆勒（John Mueller）表示，由人工智能編寫的素材因綜合多個網站的整體內容，非寫作者的原生創作，不利於在搜索引擎或推薦欄位中被查找或閱讀。英國國家新聞出版商Newsworks的研究也指出，62%的使用者同意應實施「封鎖人工智慧的策略」，以確保報告的品質和準確性。86%的人認為應制定指導方針或法規限制使用人工智能，72%的受訪者更願意閱讀完全由人類創作的內容，而59%的人認為人工智能可能會削弱網路資訊來源的信任和可信度。
<h3>未來的媒體產業趨勢發展</h3>
由此可見，無論在公信力層面還是服務受眾偏好的考量，短時間內人類編輯和內容工作者仍將在媒體產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人工智慧衝擊文組人？研究顯示有不同結果

你是曾經社群媒體上憤怒地「抓戰犯？這一切也許是受到社群媒體的影響！
當社會發生重大新聞，如兒童虐待、食安危或人為疏失造成的傷亡等報導時，社群媒體上總會迅速出現許多充滿憤怒、激進言辭或尖酸刻薄的評論。這一切源自於社群媒體的匿名性保護機制，這些人仰賴匿名性保護，不用實名負責且看似沒有後果，認為自己針對的是「壞人」，因此肆無忌憚地發表侮辱性言詞。他們經常藉由道德許可效應（moral self-licensing）的光環加持，刻意表現出對社會議題的道德性憤怒。發表憤怒言論易獲更高社群流量
耶魯大學的計算社會心理學家威廉·佈雷迪（William Brady）與團隊分析了7,331名Twitter使用者的1,270萬條推文後發現，隨著社群媒體逐漸成為多數人生活重心，許多使用者默默被演算法訓練在碰到議題時表達更多的憤怒。因為表達憤怒能獲得更多的讚、分享和互動，間接促使多數人為了得到這些社交獎勵而刻意加強對「公憤」類型議題的反應情緒，推高了社會大眾的群情激憤。
根據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一項透過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來檢視13歲至18歲青少年看見社群媒體時大腦反應的研究發現，獲得「讚」和「正面評論」時，大腦中負責觸發獎勵感受的紋狀體（nucleus accumbens）會變得非常活躍，使人們繼續嘗試這個行為。主要研究人員之一的勞倫·謝爾曼（Lauren Sherman）指出，「當他們看到一張被點讚較多的照片時，自己也更有可能喜歡它。只要有夠多人認可，他們就會比較偏好。」換言之，社群媒體的激勵機制教會了普羅大眾傳遞憤怒的好處，進而形成了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效果，加強了這類貼文和憤怒情緒的出現。這些訊息容易受到社群媒體演算法的「讚賞獎勵」，使更多人相信這些被多次按讚的訊息。
<h3>社群媒體間接激化大眾情緒</h3>
《社會學習如何放大網路社交網路中的道德憤怒表達》（How social learning amplifies moral outrage express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研究進一步發現，社群媒體使用者為達成「公憤」的標準，內容通常包含三個元素：指出事件違反個人道德、傳達出厭惡或輕蔑觀感，以及具備某種問責或唾罵特性。這類的發文文字用詞都非常尖銳，最容易影響對議題處於中立態度者的心理認知與偏好。耶魯大學心理學家莫莉·克羅克特（Molly Crockett）在研究中指出，「性格溫和的人對社會反饋更加敏感，這些按讚或被推播的資訊會強化他們的社會學習，進而也開始表達憤怒。」
大眾的道德義憤在社會及政治重大變革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我們須注意自身情緒從何而來，別讓社群演算法或其他商業機制引導我們情緒，也別讓自己的滿腔熱血成為有心人士操弄的工具。
<h3>重大事件發生後的憤怒：社群媒體的影響</h3>
你是否曾經在社群媒體上憤怒地「抓戰犯」？這一切也許是受到社群媒體的影響！
當社會發生重大新聞，如兒童虐待、食安危機或人為疏失造成的傷亡等報導時，社群媒體上總會迅速出現許多充滿憤怒、激進言辭或尖酸刻薄的評論。這一切源自於社群媒體的匿名性保護機制，這些人仰賴匿名性保護，不用實名負責且看似沒有後果，認為自己針對的是「壞人」，因此肆無忌憚地發表侮辱性言詞。他們經常藉由道德許可效應（moral self-licensing）的光環加持，刻意表現出對社會議題的道德性憤怒。
<h3>發表憤怒言論易獲更高社群流量</h3>
耶魯大學的計算社會心理學家威廉·佈雷迪（William Brady）與團隊分析了7,331名Twitter使用者的1,270萬條推文後發現，隨著社群媒體逐漸成為多數人生活重心，許多使用者默默被演算法訓練在碰到議題時表達更多的憤怒。因為表達憤怒能獲得更多的讚、分享和互動，間接促使多數人為了得到這些社交獎勵而刻意加強對「公憤」類型議題的反應情緒，推高了社會大眾的群情激憤。
根據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一項透過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來檢視13歲至18歲青少年看見社群媒體時大腦反應的研究發現，獲得「讚」和「正面評論」時，大腦中負責觸發獎勵感受的紋狀體（nucleus accumbens）會變得非常活躍，使人們繼續嘗試這個行為。主要研究人員之一的勞倫·謝爾曼（Lauren Sherman）指出，「當他們看到一張被點讚較多的照片時，自己也更有可能喜歡它。只要有夠多人認可，他們就會比較偏好。」換言之，社群媒體的激勵機制教會了普羅大眾傳遞憤怒的好處，進而形成了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效果，加強了這類貼文和憤怒情緒的出現。這些訊息容易受到社群媒體演算法的「讚賞獎勵」，使更多人相信這些被多次按讚的訊息。
<h3>社群媒體間接激化大眾情緒</h3>
《社會學習如何放大網路社交網路中的道德憤怒表達》（How social learning amplifies moral outrage express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研究進一步發現，社群媒體使用者為達成「公憤」的標準，內容通常包含三個元素：指出事件違反個人道德、傳達出厭惡或輕蔑觀感，以及具備某種問責或唾罵特性。這類的發文文字用詞都非常尖銳，最容易影響對議題處於中立態度者的心理認知與偏好。耶魯大學心理學家莫莉·克羅克特（Molly Crockett）在研究中指出，「性格溫和的人對社會反饋更加敏感，這些按讚或被推播的資訊會強化他們的社會學習，進而也開始表達憤怒。」
大眾的道德義憤在社會及政治重大變革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我們須注意自身情緒從何而來，別讓社群演算法或其他商業機制引導我們情緒，也別讓自己的滿腔熱血成為有心人士操弄的工具。

發生重大事件後總想「抓戰犯」？這也許是社交媒體搞的鬼！

2024年可預料將成為全球選舉政治極為波動的一年，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以「2024年是歷史上最盛大的選舉年」做了系列專題。根據統計，將有七十個國家和政治組織要舉行總統大選，這也意味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將前往投票所行使其公民權，這使得美國、俄羅斯、印度、歐盟成員國等，對世界局勢影響力極強的候選人，無不正緊鑼密鼓投身選舉熱潮之中。
在如此重要的時刻，當政治廣告滿天飛時，或許不少人已經忘記八年前在社群媒體引發的政治動盪，餘波仍舊徘徊在你我的生活中。2016年初夏，國際政治輿情與公關服務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受到委託，開始整理社群媒體上的使用者數據，並試圖影響重大政治議題上選民的意象。隨著英國公投脫歐，以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消息震驚世界，劍橋分析公司的名號變得響亮，社群媒體資料可能被用來操弄民意或影響社會觀感，促進相關機關對於社群媒體假新聞的重視與監管。
每次點擊都是科技巨頭的收入來源 被忽視的監控資本主義 
有了英、美兩國的前車之鑑，無論是台灣的NCC、 歐盟的監管單位，又或是民間學術組織，都開始著手研究社群媒體中的假訊息竄流路徑，以及該如何避免大眾受到影響。多數研究和查核指出，社交媒體巨頭對於「該曝光什麼訊息給使用者」的篩選標準高度倚賴 #演算法，他們多半運用人工智慧辨別使用者偏好，根據這些資訊計算出投放廣告的價值，標註出企業吸引使用者注意力所要付出的金額。這套系統最初由Google廣告設計，其準確且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很快改變了整個行銷領域。這種由企業端將使用者數據隱私商品化並販賣給需要的廣告主，進而讓民眾無時無刻都可以在社群媒體、搜尋引擎等平台看到「最適配廣告」的行為即為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也是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名譽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多次警告社會應注意大公司肆意記錄和搜集使用者數據的行為，她認為監控資本主義技術和商業模式已被當代政治介入，民眾的行為和決策往往受到媒體刺激，真實意義上的自治和民主討論遭受破壞。肖莎娜受訪時，引用修改了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1984》裡的名句，改寫成「High tech is watching you」（高科技在正監控你）以凸顯她的擔憂。&nbsp;
Facebook也是如此，早期在商業模式四處碰壁後，也是藉由類似的系統販賣廣告，逐步找到社群互動中的高成長盈利模式，豐沛的收益引導科技大廠更加努力收集使用者隱私，為廣告主提供更精準且有效的資源，這也解釋為何許多國家的重要選舉和政策投票中，Facebook和Google的廣告，能夠扮演重要的政策影響角色。 
看歐盟如何保有言論自由 同時制衡政治廣告 
由於各國政府無法直接透過法律禁止使用者數據被利用或是加工販賣，阻止政治廣告也有違言論自由之舉，所以歐盟針對政治類型廣告提出特殊規費，希望在監管市場的同時，也能保障各級單位和民眾表達權利。在普遍缺乏廣告定義的情況下，歐盟相關委員會在2023年出了透明化政治宣傳的規定，要求未來歐盟境內所有政治類型廣告都需要標明贊助商、單位地點和具體贊助金額，且為防介選，非歐盟國的第三方人員在選舉前三個月禁止以任何身份贊助相關廣告，同時，將所有政治廣告放在開放的存儲資料庫，保存期最長七年，供公眾監督和相關單位檢核。
除了限制廣告投放的方式，歐盟也嘗試在數據搜集上訂出規範，特別是禁止使用特殊類別的個人數據（例如種族、宗教、性取向）進行分析的政治廣告，也保護未成年人的數據隱私，歐盟從廣告來源和數據搜集兩方面設下門檻，防止有心人士刻意操弄，並同步祭出違反者最高罰可罰全年總收益 6% ，這措施已成功使Meta和X（前身為 Twitter）的執行長發文承諾，將妥善應對選舉期間出現的假訊息和隨處可見的政治廣告。
台灣總統大選將在2024舉行，各陣營廣告戰早已展開，根據 Meta（Facebook 母公司）或是 Google 廣告資訊公開中心提供的2023年12月中旬數據統計指出，現行總統候選人在各個平台的廣告費早已超過百萬，觸及人數更是驚人。但與歐盟新規範的透明度要求相比，這些廣告資訊搜查不但極為麻煩，一般民眾在社群媒介中根本也找不到查核管道，更別說嘗試瞭解自己的數據是如何被蒐集、運用和販售。面對政治廣告對民主社會的影響，建立有效防範操控者的相關規範，有利於實踐公平與真實。廣告資訊應在可見的介面標示來源、揭露利害關係人和資金流向，並訓練民眾除了關注自身數據被誰運用，更應培養關注訊息背後意圖和來源的能力。

當個人數據法碰上政治廣告 2024選舉年資訊保衛戰開打

2017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顯示，近七成的美國成人使用社群媒體作為新聞來源，其中超過50歲的族群中也有超過一半的人，以社群媒體為主要新聞來源。台灣2023年的統計資料也指出，每人每日平均花費2小時6分鐘使用社群平台，其中常用的功能之一就是閱讀新聞時事和了解大眾討論的話題。社群媒體上的資訊傳播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重要訊息來源，但當社群媒體同時成為假新聞（fake news）、虛假資料（disinformation）以及不當資訊（misinformation）的主要來源時，我們必須仔細檢視這些社交工具對社會帶來的影響，畢竟假新聞肆虐所造成的危機，不僅影響人們的立場和獨立思考能力，還可能引發實際的國際局勢轉變、國家安全動盪，甚至影響選民在選舉中的決策。
俄羅斯如何利用假新聞撬動國際局勢
在利用假新聞和政治手段干涉國際局勢的例子中，俄羅斯無疑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2014年，當俄羅斯企圖吞併克里米亞時，為了避免歐盟成員國對其進行制裁，俄羅斯的政府公關部門，特別是被稱為「普丁廚師」（Putin’s chef）的葉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有意識地將新聞投放和合作的重點轉向非洲多國。他們在聖彼得堡設立了專門製作假新聞的「巨魔農場」（troll farms）以及近年興起的「分身」（Doppelgänger）等多個網站，安排專職人員24小時輪班維護這些虛構消息的曝光。在假新聞、社群機器人和政治力量的交互影響下，俄羅斯成功與多個國家達成了外交、經濟和安全協定。這些擴展影響力的舉措可謂大獲成功，具體體現在2019年俄羅斯企圖在聯合國會議上通過一項新的全球反網路犯罪條約時，儘管其他國家擔心該法規會導致國際間的寒蟬效應，但非洲國家卻在79張同意票中，提供高達30張的支持票。
所幸，世界上沒有真正密不透風的牆。2019年，倫敦的一個調查部門獲得了部分來自俄羅斯的機密外洩檔案，內容揭示了葉夫根尼在假新聞工廠中的領導角色，以及他們希望通過不實資訊影響民間的願景，甚至顯示俄國企圖在非洲建立由俄羅斯控制的非政府組織，這些資料曝光了俄羅斯假訊息媒體的佈局及其造成的影響。根據美國蘭德研究機構（The RAND Corporation）的調查，俄羅斯在投放假新聞時主要採取兩種策略：一是通過大量管道和資訊曝光，製造對某事的關注；二是僅傳播部分真相、變造或完全虛構內容。自由歐洲電臺曾報導，俄羅斯官方特派的宣傳人員需要維護Twitter、Facebook、LiveJournal和VK（vKontakte）上的數千個假帳戶和機器人，營造出大量人和不同媒體提出相同見解的假象，從而增加說服力。2014年由俄羅斯虛構的路易斯安那州聖瑪麗教區化學工廠爆炸案，以及2016年莫斯科的Zvezda電視台播出的《歐洲：寬容的悖論》短片中的娜塔莉亞（Natalya）事件，這些都是典型的政治宣傳例證。由此可知，除了影響非洲人民對戰爭的價值判斷外，俄國假新聞的擴散，對歐美社會也造成了嚴重的干擾。
看懂俄羅斯的假訊息佈局 做聰明閱聽者
俄羅斯假媒體工廠中，許多策略都針對當下閱聽者的弱點，例如有意識地進行「不同觀點」的輿論設計、建立結構清晰且感覺更有可信度的完整網站，又或者拍攝類似新聞的影片，刻意撰寫類似專家學者說法的格式，這些都是人在吸收知識或消化資訊上的弱點。
在當代資訊過載的背景下，許多人每日接收的資訊量巨大，難以消化。在有限的認知和注意力下，多數人往往依賴最簡單的價值觀判斷方式，從眾地（Bandwagon effect）關注話題和決定立場，這容易導致心理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的出現，如過分依賴看似正確的資訊（專家偏誤）或隨意下判斷的刻板印象（Stereotyping）。因此，在這個輿論隨時準備引導大眾的時代，我們在閱讀新聞或查看社交媒體上的新資訊時，務必要檢查網站與資料來源的可靠性，仔細檢視專家學者的背景及其說法的合理性，避免輕信網路留言的輿論，並深入思考報導背後的立場，避免成為傳播錯誤信息的助長者。

看懂戰爭中如何以假新聞操弄民心 避免偏誤弱點讓自己上當

生活在網路媒體時代的21世紀，許多人早已將生活從現實搬遷到線上，無論是消費、交友還是娛樂，在各種購物APP、社交平台和影音串流中，無時無刻都受到演算法推薦的影響。近年來，許多企業靠著數據分析和演算法優勢，在市場上站穩腳跟。透過提供大量特定的有趣內容，喚起使用者的參與度，進而開啟了「使用者被推薦與被告知喜好」的新時代。典型案例包括主打以閱覽紀錄精準預測觀影者喜好的Netflix、分析顧客行為進行預測性配送服務的Amazon，以及推送粉絲專頁和朋友發文內容的Facebook、Instagram和前身為Twitter的X。
這類演算法充斥在生活中，也創造了許多新的行動。從成年人的角度來看，這可能帶來假新聞充斥、消耗大量時間和金錢浪費等困擾，但對青少年來說，問題不止於此，甚至會影響到他們價值觀和自我概念的形塑。
美國著名發展心理學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發展理論廣為人知，他認為「青春期首要的社會任務是建立身份認同」。換言之，隨著青少年的自我意識和反思能力逐漸成熟，他們的眼界也隨著學習和生活體驗越來越豐富，青少年往往會開始探索自己、找尋歸屬感等定位上的問題。在此階段，大多數青少年都會經歷心理的延期償付時期，又稱心理社會遲滯（psychological moratorium），即在探索「自己是誰」時，暫時擱置對身份認同的承諾，開始體驗不同角色、休學一年（GAP YEAR）、探索不同類型的生活方式，或是脫離原本習慣的群體去嘗試新事物。千禧年後的研究顯示，這樣的「身份形成過程」正在變長。根據《新興成年期作為制度化的暫停：身份認同形成的風險與好處》（Emerging Adulthood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Moratorium）研究指出，隨著社會日趨複雜且選擇增多，當代人往往在整個青春期和成年早期（18-29歲）都還停留在身份認同的掙扎中。
現今，大量兒童自小與手機等數位裝置密不可分，成為數位原住民。演算法推薦的內容有時甚至比家長和朋友陪伴的時間更長。當這群兒童漸漸轉變為青少年，進入個人身份形成的特別可塑階段時，演算法自然而然成為他們主要仰賴的身份參考來源。2024年剛獲得美國計算機協會（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Machinery）人因工程研究（CHI）榮譽論文獎的研究《適合我還是不適合我？青少年瀏覽準確和不準確的個人化社群媒體內容的輕鬆程度》（For Me or Not for Me? The Ease With Which Teens Navigate Accurate and Inaccurate Personalized Social Media Content）顯示，對13-17歲青少年而言，時代洪流中不斷迭代貼合個人偏好的演算法是一種「可靠的自我鏡像」。他們喜歡並信賴這種被稱為For You的量身定製內容，更偏好只接收與自己意見相同或想看到的素材。因此，青少年長時間接觸如抖音（TikTok）這類型社交媒體後，一旦看到與自己形象不一致的內容，就會想要移除這些異質素材。研究進一步指出，青少年往往不會想了解這些內容背後的思考或立場，也不會多加思考這些可能反映真實世界不同角色的內容，而是厭惡地將這些與自己不同的聲音視為社會輿論上的「故障」。
依靠偏食演算法的For You類產品，創造了一個半公共化的線上空間，青少年在這個大家都會按讚和回覆的地方，感受到自己成功扮演一個受到肯定的角色，進而形成他們自認準確的自我形象。這間接使青少年內化這些只有同溫層素材的內容，作為自己生活的唯一價值觀依據，並脫離真實生活的互動。他們依靠著For You演算法建構的小世界，產生「我是唯一正確」的勇氣，來挑戰真實生活中各種複雜價值觀和不同意見的交流。然而，長期吸收這類不真實的價值觀並奉為圭臬，輕則產生脫節或衝突，重則可能受不當價值觀影響，危害身心健康，如吸收過分消瘦厭食的審美、把玩笑當真而對特定人群發出嘲弄或歧視，甚至參與可能致命的危險挑戰。
對於現今的兒童與青少年，日常生活中For You類型的演算法早已如空氣一般，練習辨識背後的痕跡及傳達的價值觀，並認識這些對兒童與青少年可能造成的影響，或許是現在家長與社會應該一起攜手面對的功課。

把演算法推薦當算命？當代青年正一點點以演算法建構價值觀

三年疫情打亂全球各產業的節奏，產生不少變革，許多產業也因此面臨數位轉型、生產方式、市場行銷策略的迭代，新聞媒體當然也不例外。路透社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發布的《2023數位新聞報告》中顯示，現今媒體除了要應對收支平衡的運營缺口，新聞賴以維生的「可信度」和「客觀性」更是受到質疑。
<h3>媒體付費訂閱計畫受阻 疫情後「變現」成新難題</h3>
報告中顯示，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家庭年收入因此減少許多，導致家庭開支需要重新分配，新聞媒體的付費計畫成為優先被剔除的項目。僅有22%的受訪者表示，更喜歡從網站或媒體專屬應用程式瀏覽新聞，這項數據相較於2018年整整低了10%，降低媒體透過廣告導流以增加收益的可能性，整體新聞行業的收益也因而減少。 儘管總體訂閱率與前一年持平，媒體業收入仍舊無起色，調查依然顯示有23%的新聞訂閱者已取消至少一份付費資源，或選擇更便宜的價格，新訂閱者的增加，則乎都是剛加入試用計畫和疫情間特別優惠方案者，對收益來說幾乎沒貢獻。報告中對訂戶的訪查也佐證了這點，當今訂閱者約有一半是基於新聞價值而付費，這類人群年齡較大且對價格不敏感，不太可能流失，但其餘很大一部分對價格敏感，已養成尋找優惠並定期重新評估的習慣，這群人需要更優惠的價格，以及更有獨創性的內容。
<h3>抖音快速成長 成年輕人重要的新聞來源</h3>
若想提高收益，擴展客源吸引新一代閱聽人加入，一直都是媒體近年來努力的方向。隨著年輕人逐漸遠離傳統媒體，新媒體TikTok迅速崛起，約有44%的18-24 歲人群將TikTok 當作複合型工具，會在上面搜尋讀書筆記、餐旅資訊、產品評價，甚至是醫療訊息，其中約20%的人更將TikTok直接當作新聞資訊來源。 大量媒體也開設TikTok官方帳號，嘗試以活潑、輕鬆的語氣，吸引年輕閱聽人對新聞內容的興趣，藉此龔固傳統媒體之於年輕一代的親近性。截至2023年十月，坐擁 170萬粉絲的《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以主持人俏皮的口吻和生活化的短影音，斬獲大量收視率；富有大量電視節目庫和資料影音的 BBC 則是善用自身優勢，擷取大量節目精彩片段放到TikTok上輪播，這套「舊酒裝新瓶」的策略為他們累積到480萬粉絲；而走親和路線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乾脆不自產內容，他們讓讀者錄製影片上傳到品牌官方帳號，這項鼓勵讀者直接「成為新聞」的方式深受好評，幫助該品牌累積了 720萬的粉絲曝光基礎。
<h3>新聞媒體失去可信度 未來何去何從？</h3>
這些有趣的TikTok短影音，固然有助於觸及更多閱聽人接觸社交媒體中的新聞，但數據顯示，對於重拾新聞的公正與信心沒有實質幫助。經營多年且鼓勵公開發文的社群媒體，例如 Facebook、 YouTube 和 Snapchat 在歷經川普當選、俄烏戰爭、英國脫歐公投，以及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立投票⋯⋯等系列，內容有「帶風向」可能性的事件後口碑大跌，大眾將其爭議與問題歸因於社交媒體演算法，使大眾逐漸對平台上的新聞客觀性打上問號。 與2016年相比，相信演算法推薦的新聞內容更好、更適合自己的比例正在降低，人們開始轉向同樣具有親友社交功能，但更加私密的WhatsApp、Signal、Telegram和 Discord 作為新聞來源，雖然看似逃離了演算法，避免被操弄的可能，但自願躲到迴聲室中，極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自我封閉，降低看見新視角的可能性。還有一部分受訪者表示，因為厭倦被媒體操控的可能，或受不了情緒受新聞影響，會採取「選擇性新聞迴避」（Selective news avoidance）的策略，在報告中發現有39%的閱聽人表示會跳過所有關於烏克蘭戰爭的報導，以追求不受新聞牽制。 總而言之，不管是被訂閱戶退訂、以短影音增加曝光卻無法挽救可信度，亦或是年輕人躲進同溫層裡，這些現象都讓大眾媒體難以觸及更多民眾，當前媒體面臨的挑戰已與五年前截然不同，或許媒體的下一階段是，一切回歸新聞從業基礎，重新建立這代年輕閱聽人對新聞報導的信心與可讀性。

三年疫情打亂全球各產業的節奏，產生不少變革，許多產業也因此面臨數位轉型、生產方式、市場行銷策略的迭代，新聞媒體當然也不例外。路透社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發布的《2023數位新聞報告》中顯示，現今媒體除了要應對收支平衡的運營缺口，新聞賴以維生的「可信度」和「客觀性」更是受到質疑。

陳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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