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僧多粥少的電視媒體市場，業者無不使出混身解數，以製作高收視率節目以搶奪廣告收入為職志。雖然高收視率節目的廣告費可以訂比較高，但節目的總廣告時間卻不能隨意增加，因為《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皆有明文規定，每小時節目可插播廣告的時間長度。 
 
雖然高收視率節目可以提高廣告價格，但如果想再增加廣告收入的話，只能另謀出路，導致有電視業者就想到，如果想增加廣告收入卻不能從增加廣告時間下手的話，那就從節目下手，也就是把廣告訊息放進節目內容裡，這樣一來不僅可規避廣告時間的限制，二來觀眾也不會因看到廣告而轉台，也許廣告的效果更好。 
 
這樣的想像正是電視節目置入性行銷創意發想的開始，後來廣告置入節目蔚為風潮，廣告訊息常在節目中神出鬼沒。 
<h2>置入性行銷的源起</h2>
有關置入性行銷的出現可追溯至二次大戰期間，當時大型消費性商品公司如寶鹼（Procter & Gamble）喜歡贊助經費給肥皂劇，並要求安排加入他們商品的劇情。但後來廠商發現消費者不喜歡節目內容與商品訊息混淆的設計，因此這種手法慢慢消逝。直到1960年代末期，當一些電影導演開始強調寫實電影時，產品置入才又慢慢恢復，並且開始在電影中置入商品品牌標籤和廣告形象，從此電影置入商品比電視的置入更成為風潮。
<h4>電視節目的置入性行銷</h4>
至於臺灣電視節目出現置入性行銷手法的開始，大概要追溯到1965年台視推出的歌唱競賽節目《田邊俱樂部》，這個名稱是因為該節目是由臺灣田邊製藥獨家贊助播出，由於當時並無置入性行銷策略的觀念，也沒有節目廣告化的禁止規定，這節目意外成為臺灣電視節目操作置入性行銷的始祖。
<h4>平面媒體的置入性行銷</h4>
另外在平面媒體的置入方面，1997年《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新任發行人馬克．威里斯（Mark Willes）在就任時曾公開宣稱，他要突破廣告與新聞的界線，挑戰廣告商不能參與新聞內容產製的禁忌；不僅如此，他甚至安排來自業務部的成員擔任新聞編輯部的共同編輯，直接參與新聞報導素材的篩選工作。 
 
雖然馬克．威里斯的大膽突破並沒有使《洛杉磯時報》因此而成為廣告報，但卻開始帶動新聞廣告化的風潮，並使廣告商介入新聞內容產製的手法公開化，後來有美國地區性報紙甚至宣布，只要廣告主買一吋廣告版面，他們就奉送一吋的新聞版面。 
 
據廣告界透露，目前臺灣亦有報紙效法此策略用奉送新聞版面在銷售他們的廣告版面，特別是平面媒體並沒有置入法規可管，業者更可以毫無忌憚地全面置入，因此現在報紙上登的到底是廣告，或是新聞已經很難分辨了，因為廣告訊息都已經隱藏在新聞報導裡了，有多少讀者可以分辨？ 
 
本文節選自<a href="https://www.wunan.com.tw/bookdetail?NO=15580" target="_blank">《媒體與資訊素養：數位公民培力》〈第九章，解讀媒體多元訊息及辨識不實資訊〉（2021）陳炳宏、柯舜智著。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a>） 
 
<img src="https://d382xj47mat202.cloudfront.net/uploads/tyr/attachment/file/000/004/348/994a6ce9-05f8-4e97-bc88-8470fd24341b.png" width="457" height="313" style="width: 457px; max-width: 457px; height: 313px;">

有關置入性行銷的出現可追溯至二次大戰期間，當時大型消費性商品公司如寶鹼（Procter & Gamble）喜歡贊助經費給肥皂劇，並要求安排加入他們商品的劇情。但後來廠商發現消費者不喜歡節目內容與商品訊息混淆的設計，因此這種手法慢慢消逝。直到1960年代末期，當一些電影導演開始強調寫實電影時，產品置入才又慢慢恢復，並且開始在電影中置入商品品牌標籤和廣告形象，從此電影置入商品比電視的置入更成為風潮。

「置入性行銷」：節目廣告化與新聞廣告化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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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有許多創作者會藉由重新詮釋他人的著作，達到表現自身創意的目的，包括書籍改編為劇本、動漫同人誌等，這種帶有「致敬」的利用方式，原著作權人一般多會採取默許的態度。不過，也有許多創作者會為了要達到誇張詼諧、諷刺戲謔的效果而仿作他人的著作，例如惡搞影片、網路迷因等，此時遭到惡搞或是諷刺的原著作權人，多會為了保護自身權益，控訴對方的利用行為已經違反著作權，而創作者們則是會主張自己是「二次創作」、「詼諧仿作」，都是屬於著作權的合理使用。 
但是到底什麼是「二次創作」、「詼諧仿作」？兩者之間有沒有差別？在法律的評價上有無不同？今天就要來談談二次創作與詼諧仿作，讓你各位未來可以放心貼梗圖。
<h2 dir="ltr">翻遍法典找不著，二次創作到底是什麼？</h2>
雖然討論著作權時，常會聽到「二次創作」，不過，實際翻開法典後，會發現根本沒有這個字詞，根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說法，我國著作權法實際上並沒有「二次創作」這個用語，不過二次創作者對於原著作的使用方式，不外乎有兩大方式，一為對原著作進行部分更動，實際上還是以重現原著作的內容為主；二為修改他人之著作，另外進行新的創作。而前者就是著作權法中的「重製」，後者則是「改作」。換言之，「二次創作」其實就是著作權法中的「重製」或「改作」等利用行為的通稱。
不過，不管是「重製」或「改作」，除非有著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之情形外，原則上都必須要得到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才能夠進行。否則，擅自以重製或改作之方式侵害他人的著作權，可能會有民、刑事責任。
至於改作後的衍生著作，能不能享有獨立的著作權？則必須看衍生著作有沒有符合「原創性」及「創作性」兩項要件，而達到有別於原著作另為創作的程度，如果判斷後屬於新的獨立著作或衍生著作，則當然可以享有著作權，而受著作權法保護。
<h2 dir="ltr">你有沒有幽默感？懂不懂詼諧仿作？</h2>
在現代社會中，大家為了展現自我創意，常會藉由圖片、影片的改作，以嘲諷、KUSO的方式，表達言論，這樣的行為在學理上稱作「詼諧仿作」（或是「戲謔仿作」）。
「詼諧仿作」本質上是利用他人著作加以改作，與原作相比，改作的成果會具有一定的「轉化價值（transformative value）」，閱聽者可以藉由詼諧仿作感受到與原著作有所聯繫，但卻有不同的詼諧或嘲諷效果。而詼諧仿作的存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要對原著作進行嘲笑、戲謔，所以原著作人通常是恨不得將他們繩之以法，很難想像有原著作人會心甘情願的授權給改作者進行詼諧仿作的利用行為。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詼諧仿作都是違法的。目前我國著作權的主管機關與法院在參酌美國司法實務見解（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94年的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114S.Ct.1164）一案）後，多已肯認「詼諧仿作」這樣的利用方式，因為其原則上已經與原著作所傳達之目的或特性有所不同，而具備轉化利用的特性，在考量整個詼諧仿作的製作目的、性質、利用原著作之性質、利用結果對原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等因素後，如果詼諧仿作不致於影響原著作權人之權益，則有依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主張「合理使用」的空間。
<h2 dir="ltr">懂得笑就不會違法了？詼諧仿作的合理使用？</h2>
有了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規定，是不是所有的詼諧仿作就自由了？其實不然，我國有關詼諧仿作的實務案例不少，其中我國最著名的案件之一，就是LV公司與樂金公司間的訴訟案件（註1），法院在審理的過程中，認為樂金公司是為了營業目的而使用，且改作的圖樣利用原著作所占比例甚高，且未具有任何「轉化價值」，更重要的是，在商品上使用詼諧仿作圖樣的結果，對於原著作的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造成不利之影響，最後認為這樣的改作並不符合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合理使用之要件。
這個案件背後還有段故事，其實LV公司就類似的商品過去曾在美國提起訴訟，不過，美國法院在批估分析後，最終認定改作的內容符合詼諧仿作的合理使用要件，因此駁回了LV公司的訴訟。
但我國法院在審理時，針對美國的訴訟結果，特別強調我國與美國之文化、民情不同，我國消費者無法如同美國消費者般，明確了解樂生公司所主張詼諧部分的笑點，加上案件中改作所衍生的商品，與美國訴訟案所涉及的商品屬性不同，最後認為改作所衍生的商品並不能傳達任何戲謔或詼諧之意涵或論點，而且樂生公司使用仿作圖樣的方式，事實上已經有造成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的可能，因此認為這樣的改作不屬於詼諧仿作合理使用的範圍。
<h2 dir="ltr">幽默與著作權的界線在哪？</h2>
說了這麼多，到底什麼樣的詼諧仿作會被認為是合理使用？法院以我國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規定為基礎，搭配參考美國Campbell案件，歸納出一套判斷的基準，從各種角度切入評估，包括：
（1）利用之目的及性質，例如是否為了商業目的、是否能標達詼諧或戲謔的意涵、是否使消費者或受眾產生混淆等； 
（2）所利用著作之性質； 
（3）所利用著作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比例，例如原著作與改作的相似性高低等； 
（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例如兩者是否為相同或相似的產品，且同時在我國市場流通，使消費者或受眾容易產生不當連結等。
如果為了營利目的，是不是就能算是合理使用？其實我國司法實務在進行是否成立合理使用的判斷時，目前已經不再特別強調商業營利與否，而是實質考量利用原著作的行為是否有助於調和社會公共利益或國家文化發展（註1）。
因此，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所稱「一切情狀」，除了例示之四款判斷基準外，還包括利用人是否為惡意或善意、行為妥當性、是否有「搭便車」不勞而獲之情形、公共利益或人民知的權利、社會福利、公共領域、著作權之本質目的等。合理使用之判斷，已經不再是以單一理由作判斷，而是綜合判斷著作利用之型態與內容。
詼諧仿作是著作利用的形式之一，站在鼓勵創意激發，以及保障言論自由基礎下，應該要肯定這樣利用方式，而使其免於著作權侵害之控訴。不過，詼諧、嘲諷等概念的社會評價爭議性極高，例如知名喜劇演員博恩，就曾因不恰當的「地獄梗」而受到批評，詼諧仿作也容易受政治文化等背景影響，實在難有客觀的認定標準。因此，實務上針對個別案件到底是合理使用，還是侵害著作權，仍然必須回歸到具體事實判斷。各位如果想要表達自我的創意，發表詼諧仿作迷音或梗圖，應該在可行的範圍內，取得原著作權人的同意，畢竟取得同意才是原則，合理使用只是例外情形，千萬不要自認為是合理使用就肆無忌憚地使用他人的著作，因為究竟是不是合理使用，最後也必須由法院作決斷。
 
 
 
 
<ul><li>註1：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8年度民商上字第5號判決。</li><li>註2：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3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9號刑事判決。</li></ul>

有許多創作者會藉由重新詮釋他人的著作，達到表現自身創意的目的，包括書籍改編為劇本、動漫同人誌等，這種帶有「致敬」的利用方式，原著作權人一般多會採取默許的態度。不過，也有許多創作者會為了要達到誇張詼諧、諷刺戲謔的效果而仿作他人的著作，例如惡搞影片、網路迷因等，此時遭到惡搞或是諷刺的原著作權人，多會為了保護自身權益，控訴對方的利用行為已經違反著作權，而創作者們則是會主張自己是「二次創作」、「詼諧仿作」，都是屬於著作權的合理使用。然而到底什麼是「二次創作」、「詼諧仿作」？

會笑就不會被告嗎？：討論詼諧仿作與二次創作的距離

法律白話文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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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大眾媒體的定義 
</h2>
 
在80年代前，所謂大眾媒體（mass media），不外就是報紙、雜誌、廣播、電視，其最大的特性就是一對多，也就是資訊可以從單一來源被傳送到多方，這就是大眾媒體的主要特性，即大眾媒體具有向大眾傳播訊息的功能。但是80年代以後，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網路成為大眾媒體的一員。由於網路具備與傳統大眾媒體不同的特性，更能吸引年輕族群的注意與喜好，因此網路已成為年輕人最常使用的大眾媒體。因此在網路世代後出生的人被稱為「數位原住民」，而未曾經歷網路而成長的人們則被稱為「數位移民」，亦即指從原本熟悉的類比與線性的世界，開始學習與習慣數位世界的民眾。 
 
隨著網路世代的來臨，媒體及大眾媒體的定義越來越複雜，彼此界線越來越模糊，當傳統媒體開始走進網路的數位空間後，因為數位空間的特性，也發展出了不同的傳播模式。例如：報紙不再只有紙本形式，目前不僅可以透過電腦網路瀏覽器進行線上閱讀，甚至設計成應用軟體（application, APP）在平版電腦或手機上閱讀。除此之外，還有部落格、線上影音平台如YouTube或直播頻道等等，都已不是傳統大眾媒體的形式，但能說這些不是大眾媒體嗎？有時候一個直播台的收視觀眾，可能比一個電視頻道還要多啊！<h2>大眾媒體的類型 
</h2>
 
 
 
大眾媒體的類型簡單來說可以分為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兩類，報紙與雜誌屬於平面媒體，廣播與電視則是電子媒體，至於網路到底屬於哪一類媒體，一時好像很難被歸類，本節先就平面與電子兩類媒體的起源作介紹。 
 
傳統的平面媒體指的就是報紙、雜誌。有關報紙的起源，有人說出現於西元前二世紀中國漢朝的邸報是世界上最早的報紙，但專家認為，由於邸報只提供公告性質的內容，與現代所說的報紙不同。而西方世界則認為十七世紀初在德國發行的報紙，才是正式的報紙起源，也可以說是平面媒體的起源。 
 
電子媒體是利用無線電波傳輸訊號發展出的媒體，因此要談電子媒體的起源，就必須談到無線電波技術的發展。有關無線電波的「發現」，是在十九世紀後期由英國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先發現電磁感應現象，後來1887年由德國人赫茲（Heinrich Hertz）以實驗證實無線電波的存在；至於無線電波的傳輸，是1895年當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與帕波夫（Alexander Stepanovich Popov）首次發射並接收到無線電訊號開始，到1915年第一次成功地在美國與歐洲間傳送無線電話訊號後，人類利用無線電波傳送訊號的技術發展才日益精進，才有後續的廣播、電視等電子媒體的出現。 
 
至於網際網路的發展，根據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的定義：網際網路（Internet）並不是真正的網路，它是由各種不同網路連接起來的網路在其上提供網路服務。最初是美國國防部為了能夠將各種不同網路連接起來，以利其研究發展計畫的進行，從60年代逐步發展而成的。網際網路的特性兼具文字與影音，不容易把它歸類為平面或電子媒體，也正因為不易歸類，且資訊跨國際流通的特性，迄今能不能管、該不該管、如何立法規範等，都是主政者的難題。 
 
本文節選自<a href="https://www.wunan.com.tw/bookdetail?NO=15580" target="_blank">《媒體與資訊素養：數位公民培力》〈第九章，解讀媒體多元訊息及辨識不實資訊〉（2021）陳炳宏、柯舜智著。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a>）<img src="https://d382xj47mat202.cloudfront.net/uploads/tyr/attachment/file/000/004/346/fcc45721-a80c-46de-bbef-e1641bb660c8.png" width="444" height="304" style="width: 444px; max-width: 444px; height: 304px;">

隨著網路世代的來臨，媒體及大眾媒體的定義越來越複雜，彼此界線越來越模糊，當傳統媒體開始走進網路的數位空間後，因為數位空間的特性，也發展出了不同的傳播模式。例如：報紙不再只有紙本形式，目前不僅可以透過電腦網路瀏覽器進行線上閱讀，甚至設計成應用軟體（application, APP）在平版電腦或手機上閱讀。除此之外，還有部落格、線上影音平台如YouTube或直播頻道等等，都已不是傳統大眾媒體的形式，但能說這些不是大眾媒體嗎？有時候一個直播台的收視觀眾，可能比一個電視頻道還要多啊！﻿﻿

大眾媒體的演化： 平面媒體、電子媒體、網際網路與數位移民

<h3>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優聘教授 
</h3>
1949 年當時的威權政府頒布《臺灣省戒嚴令》，同時將媒體納入戒嚴法管理，控制著媒體的經營及內容，從此台灣進入「報禁」時期。簡單說，報禁就是「三限」，亦即限證 (不再核發新的媒體營利事業登記證)、限張 (所有報紙每天最多只能印行三大張)，以及限印 (報紙只能在登記證所在地印製)。其中限印最有趣，透過限印，威權政府只要一發現報紙出現不宜內容，當時警備總部等管制媒體單位即可包圍報社印刷廠而不會讓任何一張報紙流落民間，限印的目的是「方便查扣」。 
 
台灣威權政府就這樣透過報禁令控制媒體經營及言論市場將近 40 年，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總統蔣經國透過華盛頓郵報專訪，向全世界宣布台灣將解除戒嚴令，隔年報禁解除，結束「權控」媒體時期，台灣媒體市場進入大鳴大放的時期。 
 
從 1988 年開始，報紙、廣播、各類電視服務紛紛推出，媒體蓬勃發展，民眾眼花撩亂。簡單統計，到 2021 年底，報紙、廣播近 200 家，電視更不用說，光衛星電視頻道就有 270 台左右，數量真多。但理應作為民主政治制度重要基礎的大眾媒體，有帶領台灣順利走上民主政治正常發展的道路嗎？恐怕大家想到媒體的表現還是會搖頭吧。 
 
論主要原因，媒體市場成長太快，但經濟基礎太薄弱。以電視為例，電視台從 3 台變成 267 台，但廣告市場因諸多因素迅速萎縮，電視廣告總值從 290 億 (1995 年)，變成 176 億 (2020 年)，總廣告量少了 114 億；亦即 25 年後，每家電視台廣告收入從近百億，萎縮到不足 1 億 (有些沒有在有線電視或 MOD 上架的頻道可能連廣告都沒有)。因此所有電視老闆只能透過衝收視率增加廣告收入，而想要收視率，內容就必須通俗 (低俗 ?)，全台各類媒體陷入搶錢的年代。 
 
其次，由於政治解嚴，各黨派了解威權時代透過控制媒體，就可以控制人民的腦袋，就可以控制他手上的那張選票，因此各路有意介入政治的人馬也瘋狂成立媒體，包括當時盛行的民主台及地下電台等，風起雲湧。 
 
在「錢控」媒體時期的後期，2003 年立法院通過廣電三法修法，黨政軍廣電媒體產權都必須限期退出，此時誰最有實力大肆收購媒體呢？當然就是財團。財團精準的學到，控制媒體不僅可以控制買東西的手，還有想要要東西的腦，這樣一來既能大賺錢，二來還能有控制權，錢與權一舉兩得，進入比威權政府更精準的「錢加權雙控」的媒體時代。 
 
這樣不可怕嗎？大家查查現在有線電視系統從 49 到 58 台諸多新聞台的老闆是誰？還有包括凱擘、中嘉、台灣寬頻、台數科等四大媒體集團擁有播送所有電視頻道的有線電視系統 (第四台)，再加一個中華民國政府持股超過 60% 的中華電信 MOD，正控制著台灣 600 萬個家庭的眼睛跟耳朵。看到這裡，你應該要為台灣落實民主的可能性開始擔心才對。 
 
有人說，年輕數位世代都在上網，根本不看傳統媒體，何必在意傳統媒體？但如果大家覺得網路世界更開放，更自由，那才是錯得離譜，其實數位世代被控制得更厲害，有識之士應該趕快救救他們啊，因為這是人類存亡戰的開始！ 
 
這怎麼說呢？不知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如果在搜尋引擎搜尋某家飯店，這時候出現第一條可能都不是你要找的飯店官網，而是旅遊網、訂房網。這是因為有人可以透過錢買你看到他 (關鍵字)；然後如果你在中國，當你打上「藏獨」，你期待會看得到任何資訊嗎？網路世界依舊可以透過錢及權控制你可以或不可以看到甚麼，這樣算比威權時期或財團時期更自由嗎？ 
 
還有，當你在搜尋引擎上打上「蔡英文」或是「習近平」，只要你讓我看個幾頁你搜尋的結果，我大概就可以略知你的意識形態，是藍或是綠？因為如果你打蔡英文，結果都是討論「假博士」的文章，你覺得我該認為你是藍還是綠呢？ 
 
有人把這樣的搜尋機制設計美化稱為大數據、演算法等簡單的數位概念，然後全民瘋狂學習這套規則。不過我想提醒的是，如果演算法、大數據背後是消費的、經濟的策略，那我沒意見，反正願賭服輸；但如果那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控制，你還會覺得科技技術是中立的，數位時代是自由開放的嗎？我害怕，因為大數據，演算法操弄的結果，就是同溫層。 
 
最近我常說，未來毀滅人類的未必會是病毒，很可能就是同溫層。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可以了解同溫層有多可怕？話說大眾媒體在民主社會最可貴的特質就是，用來作為公民討論公共議題的公共論壇，期待讓各種多元聲音在媒體上競逐，最後達成共識，讓國家往前走，世界繼續成長。但同溫層正是破壞民主最可貴機制「公共論壇」的元兇，它創造出的是固執、堅持己見的人類，聽不進去多元的意見，應該說根本不想聽，如此如何形成共識？結果可能是台灣恨中國、中國恨美國、美國恨蘇聯，蘇聯恨台灣，這樣世界會更好，人類會存在嗎？ 
 
最後，你現在還是認為數位時代的數位公民，比威權時代或財團時代的人民更自由、社會更民主，人類更有未來嗎？這時候落實媒體素養教育真的很重要，要一起救救年輕人啊！

從 1988 年開始，報紙、廣播、各類電視服務紛紛推出，媒﻿體蓬勃發展，民眾眼花撩亂。簡單統計，到 2021 年底，報紙、廣播近 200 家，電視更不用說，光衛星電視頻道就有 270 台左右，數量真多。但理應作為民主政治制度重要基礎的大眾媒體，有帶領台灣順利走上民主政治正常發展的道路嗎？恐怕大家想到媒體的表現還是會搖頭吧。網路世界依舊可以透過錢及權控制你可以或不可以看到甚麼，這樣算比威權時期或財團時期更自由嗎？

數位比威權更自由了嗎？數位世代正被嚴加管控！

當人民公僕成為製造輿論的網軍，民主該走向何處？

新聞漫畫

你也有「不堪回首」的回憶嗎? 
 
小到大學時代的醜照、大到曾經破產的紀錄……因為網路的「超時空性」，無論過了多久，只要有心都可以找得到。在網路的時代，這些回憶是否能夠「被遺忘」？ 
 
2011年，西班牙一名男子在十多年前拍賣不動產還清債務，但這段過去一直在網上被搜尋，使他名譽受損，因此該名男子控告 Google ，要求刪除搜尋相關結果。2014年，歐盟法院裁定 Google 敗訴，指出歐洲公民享有「被遺忘權」，也成為「被遺忘權」的世界首樁案例。<h2>難以被遺忘的網路世代</h2>
數據（data）已經在我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僅是人們使用網路留下的軌跡，更是科技公司盈利的依據，然而當個人的資料使用及所有權都不在自己身上，問題就由此產生。就如西班牙男子的例子，他必須要經由法院上訴，才得以將已過時的個人資訊去除。 
 
而「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簡單而言，就是只要使用者覺得網路上所能被搜尋的資訊「不屬實」、「已過時」、「侵害個人隱私」或「對個人聲譽有負面影響」，則可向 Google 等搜尋引擎公司要求刪除針對該內容的搜尋結果。 
 
然而，因為 2015 年，法國隱私監管機構國家資訊與自由委員會（CNIL）對 Google 開罰，認為某法國公民請求刪除個人資訊，Google 只刪除歐洲網域的網頁，並未將全球網頁資訊刪除。Google 上訴至歐洲法院，主張若擴大至全球網域，將違反諸多國家法律、窒礙難行，且助長言論控管，而最終獲得勝訴。因此，目前 Google 只讓在歐洲境內的人，無法上網存取申請通過的「被遺忘」的資訊，歐洲地區外的人，仍可以用 Google 搜尋到相關資訊。 
 
不過另一方面，歐盟於 2016 年通過《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進一步確認歐洲公民得以要求網路公司「主動遺忘」與公眾利益無關的訊息，各大搜尋平台紛紛將建立民眾申請「被遺忘」的管道。例如 Google 就建立<a href="https://support.google.com/legal/answer/10769224?hl=zh-Hant">官方頁面</a>，提供相關資訊及程序。
<h2>被遺忘權反成獨裁統治利器？</h2>
而且，這項權利雖可保護許多人，也有反對的聲音對其提出質疑。反對者認為「被遺忘權」可能助長政府對人民的言論管控，減少民眾接觸資訊的機會。例如，中國政府打造的防火牆（Great Firewall，又稱防火長城），以隨時在搜尋引擎上刪除敏感的關鍵字詞，使得人們沒有管道獲得某些事件的資訊，達到國家言論管制的效果。 
 
此外，「被遺忘權」指的是「移除網頁搜尋結果」；要將源頭網站資料完全刪除，則是「刪除權」，兩者概念並不相同。若未來「刪除權」普及，可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帶來更大傷害。
<h2>雖有各界關注，台灣仍未入法 </h2>
雖然目前台灣並未有「被遺忘權」的法規，但過去也有經典案例。在1997年的「米迪亞暴龍隊假球案」中，球團老闆施建新雖已在該案中獲無罪定讞，但他不願再被以「假球」關鍵詞被搜尋，以「被遺忘權」要求 Google 移除相關搜尋字串，但最終，法院以我國民法未包含「被遺忘權」概念判其敗訴。 
 
另一方面，每當社會事件發生，如有受害人被散播不雅照及影片時，相關資料的被搜尋及點擊，對當事人是二次傷害，因此也引發「被遺忘權」的討論。此外，在 Covid-19 疫情中，因政府在疫情調查過程中，蒐集到大量的個人數據以及資訊，也引發被遺忘權的討論。 
 
然而，雖有許多學者就主張應將被遺忘權加入台灣憲法，而仍處於討論研擬階段，台灣離「被遺忘」的路上還需要許多的琢磨。

「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是指只要使用者覺得網路上所能被搜尋的資訊「不屬實」、「已過時」、「侵害個人隱私」或「對個人聲譽有負面影響」，則可向 Google 等搜尋引擎公司要求刪除針對該內容的搜尋結果。雖有許多學者就主張應將被遺忘權加入台灣憲法，而仍處於討論研擬階段。

「黑歷史」永流傳？個資能被搜尋引擎「遺忘」嗎？談「被遺忘權」的兩面刃

觀點投書

境外假訊息充斥台灣，甚至受到了國際認證。 2021 年由瑞典哥德堡大學發布的 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研究報告指出，台灣是世界上受到境外假訊息攻擊最頻繁的國家，而且連續九年為影響之最，對於假訊息的防範須嚴正以待。

<h2>V-Dem 報告：台灣受境外假訊息騷擾世界第一 
</h2>

V-Dem 報告指出，全世界受境外假訊息侵擾最嚴重的前 3 名，分別是台灣、拉脫維亞、巴勒斯坦，台灣更是從 2013 年起就已位居第 1。至於釋放假訊息影響他國最嚴重的前 3 名，分別為土庫曼、北韓、緬甸，與台灣有敏感政治關係的中國排名第 6、俄羅斯排行第 12。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沒有任何的證據說明針對台灣的假訊息攻擊來源的位置。 
 
研究顯示，有時候假訊息的來源可能正是政府。許多的政府為了操弄輿論與削減民間反對聲浪，便會摻入假訊息塑造出有利於政府的形象，許多的官方統計資訊也有出現操作過的跡象，而導致民間聲音的兩極對立，以當前的資料來看，中東和北非是官方假資訊最氾濫的地方，其次為亞太地區。 
 
而假訊息的殺傷力，回顧台灣著名 2018 年的「關西機場事件」就創造強大的輿論，還涉及台灣駐日官員蘇啓誠的自戕事件。關西機場事件起源於一則中國的不實訊息，轉傳進台灣社群，由台灣媒體擴散而引發討論，影響到政府的作為。此事也被日本媒體《讀賣新聞》解讀為來自中國網域的資安攻擊。
<h2>假訊息型態多變，已成國安問題 
</h2>

「假訊息大流行 」（Infodemic）是疫情以來所出現的新單字。由資訊（Information）與流行（epidemic）的簡寫組成一個字，意思就是「資訊傳染病」，延伸為當肺炎疫情流行時，假訊息更是大流行的現象。 
 
在台灣，根據網路資安公司趨勢科技的資料，在 2020 年疫情傳播最高峰的 2 月，偵測到高達 20 萬則詐騙、假訊息和謠言、較平時暴增 203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成立三年以來，就累積近 3 成關於 Covid-19 疫情和疫苗假訊息的查核報告，不乏偏方、生活提醒，或是疫情死亡嚴重情況，或是針對病毒起源的陰謀論等。 
 
此外，假訊息最大溫床就是台灣選舉，各種變造的資訊企圖影響選舉結果，許多散播假消息的 IP 來源來自境外，普遍被媒體解讀為境外勢力的攻擊。不過，政治類的假新聞也是最難破除的假新聞之一，如台灣大學新聞所教授王泰俐研究指出，台灣民眾有 52 % 不相信或無法判斷選舉期間有境外網軍介入，反而認為假訊息來自台灣內部不同的陣營。<h2>烏俄戰爭之鑑，應完備資訊查核系統</h2>
假訊息企圖影響政治的現象越來越普遍，此問題早已成為台灣的國安危機，而從 2022 年爆發的烏俄戰爭的資訊戰中，台灣又得到什麼樣的啟示？ 
 
根據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報導，2022 年 2 月「黑熊學院」的演講上，資訊戰專家、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表示，台灣應該要以烏俄戰爭為戒，思考到事實查核管道的建置。 
 
因為，假訊息在平常看似不會對國家造成太大傷害，但傷害卻會在人心惶惶的戰爭時期大爆發。早在俄羅斯在進攻烏克蘭之前，早已發布軍事資訊混合戰，例如以軍事演練、軍備庫攻擊等資訊製造民眾的心理壓力。俄羅斯透過誤導資訊，製造烏克蘭內部的對立。 
 
對每則消息持保留態度，查證每一則可疑資訊的來源，才能避免意見被有意人士操弄，未來台灣仍持續面臨充斥假訊息的環境，如何脫離相關的威脅，是台灣民主的重要課題。

境外假訊息充斥台灣，甚至受到了國際認證。 2021 年由瑞典哥德堡大學發布的 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研究報告指出，台灣是世界上受到境外假訊息攻擊最頻繁的國家，而且連續九年為影響之最，對於假訊息的防範須嚴正以待。

連續九年世界第一，台灣的假訊息問題有多嚴重？

2022 年九合一大選即將在今年下半年登場，各個有意投入選戰的參選人紛紛展開動作，現實戰尚未開打，網路戰就已先行開路。一個個政治素人著手成立個人粉絲專業、勤於更新行程動態、製作資訊圖卡表態、跟風社群話題......像網紅般經營個人政治品牌，「網紅化」成了選舉的重要戰略。 
 
回顧政治人物與網紅創造歷史的關鍵時刻，台北市長柯文哲從 2014 年踏入政治至今，臉書坐擁 207 萬追蹤人數，2017 年世大運期間與時下 YouTuber 網紅合作，總共創造破千萬的點閱率。2022 年選舉期間，館長陳之漢堪稱政治網紅界的第一把交椅，與政治人物同台的內容都能在社群上創造話題。 
 
除了政治人物與網紅的同框策略，也有網紅成功轉換跑道，跨入政治領域，網紅呱吉在 2018 年以無黨籍身分當選台北市議員。顯見社群網路開啟了政治的新時代，網紅與政治人物的命運越來越難分難捨。
<h2>政治與網紅　滾出穩賺不賠的言論市場</h2>
社群網路的發達，讓政治討論變得更容易觸及。《中華傳播學刊》的研究論文觀察社群使用者接觸政治資訊的情形，發現基於新聞動機的使用者占比相當小，雖對政治類新聞感興趣，但政治討論頻率卻不高。反而是不經意接觸政治、混合接觸的使用者，社群媒體幾乎成了他們接觸政治的管道，討論政治的機會也較高。因此不難想像，社群媒體的政治傳播效果相當具有潛力，若是有使用者偏好的網紅一同合作，確實會有加乘效果。 
 
網紅政治的出現，更在資訊產製端──主流媒體捲起了旋風，主流媒體幾乎每天緊盯著社群媒體，依此設定新聞議題，網紅政治成了新的主要議題設定來源。 
 
反觀台灣的政治生態，卻也與網紅政治的發展趨勢不謀而合。選舉制度下的總統選舉、地方選舉，單一勝者全勝的規則，讓政治傳播相當看重個人的風格，剛好切合了社群媒體的發展特質，相當強調塑造個人形象、經營粉絲社群。 
 
從閱聽眾到主流媒體，甚至回歸到政治本身，都與社群媒體的流量緊緊綁在一起，如此巨大的影響力除了反映在話語權上面，更反映在背後能夠變現的商業利益。因此，在特定社會議題形成特定風向時，例如同婚、反送中，就會流傳著「在言論市場上傾向某一黨派穩賺不賠」的說法。 
 
然而，這也不禁令人困惑，這些在社群媒體上看見的眾多表態，以及本應是接近一般社會大眾的網紅，究竟他們傳達了真實草根的聲音，還是僅僅製造出商業利益合作下的假象？
<h2>新時代中的政治傳聲筒── 微型網紅　　</h2>
同樣的疑問也在美國的社群媒體上演。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政治資訊在社群媒體上愈加顯眼、頻繁，除了意見領袖帶起話題焦點之外，許多「微型」網紅（Micro-influencers）的政治言論正悄悄佔據一般民眾的社群媒體。 
 
這群微型網紅的追蹤人數，比不上有百萬支持的當紅明星、意見領袖，通常介於數萬人之間，但對特定社群的追蹤者卻有一定影響力，關鍵在於微型網紅更貼近凡常人的生活，具有較大的說服力。此外，Z 世代的社群使用者，對傳統媒體信任度普遍不高，網紅反而能帶起他們更深的信任，因此相對能夠號召行動。 
 
對於在操作政治訊息的機構而言，網紅的追蹤人數並非首要考量合作的重點，反而是能夠取得大眾多少的信任，因此微型網紅就成了很好的合作對象。英國 BBC 、美國 Washington Post 也曾對此現象做調查，發現在 TikTok 上許多反川普的內容創作者，其實背後是有廣告公司在付錢；同時，甚至也有支付酬勞給青年創作者的網絡，合作在臉書上發布支持川普的內容。他們並沒有在訊息上揭露贊助來源，所以一般追蹤者無法辨認創作者的內容動機。 
 
不論是美國還是台灣的經驗都一再驗證，在社群媒體影響力氾濫的年代，令人真正擔憂的不是那些虛擬的人頭假帳號，反而是那些具有特定影響力、能取信於眾人的真實內容創作者。
<h2>社群媒體只能悲觀走向民粹政治？</h2>
若要拆解政治與網紅之間的關係，閱聽人勢必得了解社群平台的運作機制，會發現深根柢固的結構問題，造成政治資訊無法發揮理想中的效用，諸如理性的議題討論、公民思辨、政治參與等等。 
 
社群媒體本身具有即時、去中心化、人際導向的特質，因此資訊傳散的效果取決於情緒的抒發、說服力，很難達到理性、準確以及批判的溝通層次。對於競逐在網紅紅利之中的政治人物，也相當難去判斷實際的傳播成效，甚至更容易走上民粹政治的道路。 
 
掌握訊息流動的社群平台，除了標示商業型贊助的內容以外，也應當關注政治型贊助的內容會帶來更深遠的影響力，並考量揭露內容來源的標準。身為閱聽人，更要期許自己可以做一個求證型的公民，在面對漫天飛舞的政治資訊時，保持辨讀的意識，撥開聲量之下的層層事實，檢視自我對特定政治議題的理解，認知到網紅與政治的關係，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2022 年九合一大選即將在今年下半年登場，各個有意投入選戰的參選人紛紛展開動作，現實戰尚未開打，網路戰就已先行開路。一個個政治素人著手成立個人粉絲專業、勤於更新行程動態、製作資訊圖卡表態、跟風社群話題......像網紅般經營個人政治品牌，「網紅化」成了選舉的重要戰略。

「網紅政治」成了一門好生意，對言論市場是加值還是貶值？

在民主社會當中，「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但言論自由若遭有心人士濫用，並在自由的掩護之下，製造、傳播假訊息並且刻意操縱事實，加深意見的分歧與對立，將鬆動整個社會的判斷力。 
 
當社會失去信任與共同的認知基礎，公民便難以依據可靠的事實來源，為公共事務作出最適當的政治決定，當民主的政治決定是基於非事實的認知時，或將成為民主制度的重大災難。 
 
你認為在資訊戰國時代，民主社會將能發展出自身的韌性與抗體，還是變得更加脆弱不堪呢？ 
 
繪圖：Stellina 
圖說：Stellina / 識媒體編輯室

在民主社會當中，「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但言論自由若遭有心人士濫用，並在自由的掩護之下，製造、傳播假訊息並且刻意操縱事實，加深意見的分歧與對立，將鬆動整個社會的判斷力。當社會失去信任與共同的認知基礎，公民便難以依據可靠的事實來源，為公共事務作出最適當的政治決定，當民主的政治決定是基於非事實的認知時，或將成為民主重大的災難。

社群媒體上的假訊息，是否已成民主最大的威脅？

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前妻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家事案件一直與社群文化密不可分。2020 年戴普因英國《太陽報》形容他為家暴者對其提告而敗訴，他就受「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洗禮，即是遭到社群因他的私德而抵制與他有相關的事物，事業一落千丈。 
 
但從 2022 年 4 月，由戴普提起、針對赫德 2018 年公開發表文章的毀謗官司，開始佔據媒體頭條。庭審期間，粉絲線下親臨法庭現場，線上觀看法庭直播，將「粉絲文化」（Fandom / Stan Culture，Stan 指超級粉絲，意即「腦粉」），也就是相同愛好者所形成的文化，帶進司法案件審理，社群平台上的高關注度與流量形成了「媒體奇觀」（Media Spectacle）。
<h2>「媒體公審」與美國流行文化</h2>
「法庭劇」一直是美國流行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而真實司法案件的實境秀比戲劇更刺激。強尼戴普誹謗案直播在多平台放送，美國國內的老牌「法庭電視台」（Court TV）就是之一，而 YouTube 和其他平台直播，則讓庭審傳播至美國之外的區域。根據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報導，Court TV 的最大競爭對手、 OTT 平台 Law & Crime Network 上每天觀看此案的觀眾高達 900 萬，當中 35% 來自美國，7% 英國，其他來自海外。 
 
法庭審判被當電視節目、司法與娛樂間界限模糊，是美國長久來的現象。1979 年美國電視首次播放相貌姣好的連環殺手泰德．·邦迪（Ted Bundy）的判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司法案件，莫過於 1994 年 O.J. 辛普森謀殺案（O. J. Simpson murder case），判決收視人數超過 1 億。 
 
然而，娛樂不僅是娛樂，媒體與民眾的輿論對判決有著不小影響。Netflix 紀實影集《媒體公審》（Trial by Media）中提到的六件美國審判，就是經過媒體播放庭審過程，造成集體輿論的力量，左右了陪審團及法官的決定，甚至形成冤案。
<h2>馬戲團般的「粉絲文化」、「迷因」、TikTok 審判</h2>
社群或影音平台有許多此案迷因，影片如「強尼嗆爆赫德律師」（Johnny Depp Destroys Amber Heard's Lawyer） 的觀看數就有 1300 萬次，或引述赫德在證據中「我沒有揍你，我是在打你」高達 2900 萬次，「#為強尼戴普伸張正義」（#JusticeForJohnnyDepp）標籤的 TikTok 短影片瀏覽量近 70 億次，也有支持赫德的標籤如 #AmberHeardIsInnocent 和 #IStandWithAmberHeard。 
 
而 TikTok 是「公審」此案的主要平台。輿論風向上，多數人明顯支持戴普，並流傳他在法庭上各種「霸氣」、「搞笑」的「最佳時刻」，而諷刺嘲笑赫德的內容，如安柏赫德作證描述強尼戴普施暴，以 TikTok 流行的「原音」來「對嘴」的模仿影片，或是安柏赫德假哭、忍笑、醜表情，加上 Emoji 來嘲笑，十分熱門。 
 
社交媒體上的人們喜歡幽默、諷刺橋段，許多人透過聲音片段、剪輯和「迷因」（meme）來認識這場審判及建構對當事人的認知。奧勒岡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路易斯 Seth Lewis 認為，我們正身處一個人們對真實性（​​authenticity）癡迷的時代，對真實的渴望使人們信任社交媒體或 YouTube 上看似原始的影片片段，而 TikTok 提供了一個完美場域。
<h2>破碎化訊息， #Metoo 運動與家暴受害者的傷害</h2>
社交媒體上的回饋機制，是當人們收到高讚數或是瀏覽量時，更會想發表與之相關內容，這次審判將這種社群效應發揮到最大。然而，審判本身冗長而複雜，相較於人們在社群平台上瀏覽一則短影音的時間，對比懸殊。尤其現在非常流行「混音」（Remix）效果，破碎化的內容沒辦法讓人了解一起司法案件，甚至，為社會帶來許多負面效果。 
 
許多專家都指出，社群平台上的嘲諷內容，將對那些沒權沒勢的家暴受害者造成傷害。 
 
美國全國反家庭暴力聯盟執行長 Ruth M. Glenn 自己曾是家暴受害者，她認為，無論支持哪一方，社群效應都會觸發受害者的家暴創傷，甚至加劇創傷，而且這些社群內容可能造成「寒蟬效應」。英國家暴慈善機構 Solace Women's Aid 曾表示： 
<blockquote>由於害怕報復、負面反彈以及她們的私生活被展示和評判，許多女性不願公開談論家庭虐待，這次公開審判將加劇這種恐懼。</blockquote>
根據 2020 年出版的《理解全球大流行病：關係暴力和共同努力實現無暴力社會》一書，約 70% 的家庭暴力從未尋求官方救濟。
<h2>社群在熱潮中獲益， 官司當事人沒有贏家</h2>
這場官司帶來高流量，當中的獲益者必然是社群經營者及社群平台。 美國網路媒體《CNET》 就採訪一名 YouTuber Lahiru Darsha 他在頻道 Redux Dreams Lab. 在庭審過了一個月左右，就因上傳波段庭審片段而共進帳 3,700 美元（近11萬台幣），因得知 YouTube 將打擊相關影片，他已刪除影片。 
 
這場官司凸顯了推動著「取消文化」和「粉絲文化」的社群力量，可載舟亦可覆舟。而兩位當事人會不斷提供「迷因」元素，不難猜想，對他們而言，輿論戰場的輸贏，比起審判結果更為重要。但同時，法庭中披露的私人細節，也隨著社群流傳內容，對雙方的聲譽造成了不小傷害，以此層面來說，這場官司可說是沒有贏家。

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前妻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家事案件一直與社群文化密不可分。2020 年戴普因英國《太陽報》形容他為家暴者對其提告而敗訴，他就受「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洗禮，即是遭到社群因他的私德而抵制與他有相關的事物，事業一落千丈。而法庭中披露的私人細節，也隨著社群流傳內容，造成雙方聲譽不小傷害，這場官司可說是沒有贏家。

直播秀、迷因和 TikTok 公審——強尼戴普誹謗案的媒體奇觀，誰是贏家？

2021 年 1 月，當全台灣的輿論市場為王力宏瘋狂之時，社群平台上的使用者也紛紛發表蹭上王力宏熱度的資訊，在演算法的世界中爭取一席之地，因為若不跟上王力宏的熱潮，一起表態些什麼，那期間使用者自身頻道的流量就會一片慘綠。 
 
台灣媒體受社群平台的風向影響是如此的真實，「即食」與「集中」成了當今言論場域的特色，隨風追逐的媒體卻又常常換得「品質低落」、「敗壞言論環境」的罵名。
<h2>科技巨頭分食利益 媒體環境長期營養不良</h2>
正好也與此同時，去年（2021）年底台灣《數位經濟白皮書》終於有了風聲，隨著澳洲政府通過《新聞媒體議價法》，台灣國內對於科技龍頭綁架新聞環境的生態，聚積著不滿的批判，也漸漸醞釀成形。在數位經濟政策中，強制數位平台與媒體進行廣告分潤議價，此條政策最引人關注，開始針對「流量」下手，不讓其僅是商業資本的依據，更要其擔負起維護閱聽環境的責任。 
 
自從 Facebook 、 Google 進入台灣市場之後，台灣人使用媒介接收資訊的習慣改變，主流媒體漸漸式微，八成的民眾都從社群網路獲取新聞資訊，習慣轉移也讓各家媒體將戰場轉往社群平台上。閱聽眾端看似接收資訊愈加便利，新聞內容產製端也獲得更多的內容曝光，但在不知不覺之中，猶如溫水煮青蛙般，人們卻都忽略了數位平台在資訊傳遞過程中應擔負起的角色和責任。 
 
過往各家媒體倚靠廣告作為收益，因業配而削弱編採內容對廣告主的批判，現今進入社群時代的戰場，還要與 Facebook 、 Google 等科技巨頭爭奪網路上的廣告市場，甚者，關於廣告的投放、流量的曝光操作等等，都是由這些巨頭制定遊戲規則，在不透明的機制之下，媒體猶如困獸之鬥。
<h2>新聞產製端的弱智化</h2>
以 Facebook 為例，影響媒體流量最大的關鍵就在於演算法，只要改變演算法，就會改變媒體營收，因此媒體必須跟著某種不成文的規則走，社群平台上呈現出的言論取向以及內容形式，也進而依此變形。科技巨頭所掌握的演算法和網路廣告市場，不只左右了營收，更大大影響內容的品質。 
 
許多為人詬病的資訊也已成常態，例如內容農場、假新聞等等，近期社群上的內容製作又為了服膺於流量，而以圖卡的誘點方式吸引讀者，失去傳統新聞追求精確直接傳達訊息的精神，各家媒體各出奇招，端出誘人但卻實質空泛的內容，再創另一波流量的同時，卻也無法擺脫新聞媒體「弱智化」、「騙流量」的無情批評。 
 
隨著傳播科技愈加發達，從蒐集資料、採訪到輸出資訊都變的更簡便與省時，使得新聞產證過程及內容都更加簡化。拜傳播科技所賜，理當會預期生產力提高，卻使單一新聞記者承擔更多的內容生產，加劇新聞簡化與質量下降的情況。而流量至上的情況下演繹的言論導向，更使得各家新聞內容朝同質化發展。在這些結構問題的框架下，新聞專業難有伸展的空間，新聞品質自然下降。
<h2>弱智化影響公民社會發展</h2>
觀看日益惡化的新聞品質，與其說社群媒體是言論的平台，不如說是廣告銷售的市場。因流量至上形成帶風向為先、事實為後的詭異現象，造成閱聽眾所處的言論空間逐漸惡化，影響民主社會之發展。 
 
社群媒體的出現，使得個人發聲、與公眾交流意見更加容易，本應能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但卻因為背後的演算法，使得社群平台作為一種公共領域的理想逐漸瓦解。 
 
被演算法納入計量的閱聽眾，不但缺失了公民的角色，僅剩消費者的角色，還被冠上了商品化的標籤。社群平台利用使用者的資料，建立個人化資訊的同時也考量到商業優先性，社群生活自然走向更商業化，本該有理想溝通性質的管道，演變成流量買賣的市場。
<h2>拒絕群體弱智化 營養的內容也有價　</h2>
為了回應公共領域的最初想望，維護平等使用以及制度化的保障，應是當務之急。 
 
國際上也早有先例，澳洲在2021年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美國訂立《新聞競爭與保護法》；歐盟則是有《數位市場法》，這些規範的核心意義揭示市場需建立公平的競爭規則，改善媒體和內容產業的環境。台灣學者也提出廣告課稅的構想，對跨國平台的廣告收入徵特別稅，提供合理的金額來維護新聞環境的發展。 
 
由政府出手規範議價機制，平衡科技巨頭造成的扭曲市場是行動的首部曲，接下來則需進一步思考，究竟介入多少程度，才不會造成另一種自由的損害。 
 
最終，也是必須將此課題拋回給廣大的閱聽眾，是如何看待「新聞有價」？若認同具有品質的內容需要成本去維護，順應著難以翻轉的市場邏輯，閱聽眾作為市場中一份子，也有權拒絕特定權力創建出的遊戲規則，從弱智化的困局中走出。

自從 Facebook 、 Google 進入台灣市場之後，台灣人使用媒介接收資訊的習慣改變，主流媒體漸漸式微，八成的民眾都從社群網路獲取新聞資訊，廣告收益被科技巨頭分食，新聞專業難有伸展的空間，新聞品質也因此陷入困境

你願意「付費訂閱」新聞嗎？科技巨頭分食利益、媒體營養不良下的群體弱智化

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推崇言論自由，在成為 twitter&nbsp;最大股東後，想進一步出資 430億收購 twitter。然而，許多人質疑，以馬克斯對「言論自由」的理解與他過去的 twitter 推文紀錄，想成為 twitter 的獨資擁有者，是為了大眾利益？或將能實現「言論自由」嗎？ 
 
繪圖：Stellina 
圖說：Stellina / 識媒體編輯室 
 
<h4>【延伸閱讀】</h4><ul><li><a href="https://mashable.com/article/worst-elon-musk-tweets-ranked" target="_blank">The worst Elon Musk tweets, ranked</a></li><li><a href="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8735/elon-musk-lon-musk-twitter-strategy" target="_blank">Twitter 採「毒藥丸」策略反制馬斯克敵意併購，還有其他招可出？</a></li><li><a href="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220415/elon-musk-is-a-digital-citizen-kane/zh-hant/" target="_blank">如果馬斯克買下 Twitter，世界會怎樣</a></li></ul>

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推崇言論自由，在成為 twitter 最大股東後，想進一步出資 430億收購 twitter。然而，許多人質疑，以馬克斯對「言論自由」的理解與他過去的 twitter 推文紀錄，想成為 twitter 的獨資擁有者，是為了大眾利益？或將能實現「言論自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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