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新聞中的媒體病識感：傳媒如何「診斷」憂鬱症？

今年八月，藝人艾成墜樓事件，引起社會討論。不僅外界臆測事發當下是意外還是自殺，更讓許多媒體拼湊相關資訊，藉由親友的陳述，直接將艾成長期的「憂鬱傾向」，含糊等同於醫學上的「憂鬱症」。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癌症、愛滋病與憂鬱症列為二十一世紀三大文明病，在新聞報導上，三者的能見度也遠遠高於其他疾病。雖然憂鬱症已經受到社會的聚焦，但是大眾討論中，時常忽略憂鬱症的醫學定義。

憂鬱本身是一種常見的心理狀態，具有高度的主觀性，並且在個人生命史中偶發的出現。而在憂鬱症的診斷中，如影隨形的憂鬱情緒，只是診斷的其中一環，失眠、體重與食慾變化、社交退縮等等症狀。除此之外，持續時間是否超過兩週、是否影響社會功能，都是診斷憂鬱症的要件。

憂鬱還是憂鬱症？新聞中的病識感

簡而言之，「憂鬱」不等於「憂鬱症」。

由艾成墜樓事件，卻可以看出憂鬱症與憂鬱的差別為媒體所混用，在詞意上互相涵蓋，透過「疑似憂鬱症」、「憂鬱傾向」等含糊的用詞將憂鬱作為新聞報導解釋社會事件因果關係的工具。

我將這個現象，稱為新聞媒體中的「病識感」（insight）。病識感，指的是一個個體認為自己是否罹患特定精神疾病的感知，在精神醫學上用以判定病患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的重要判準。

然而，自殺事件的相關報導，卻常常是由媒體來「診斷」被報導主體是否罹患經神經病。新聞透過事件情節、周遭親友等提供的種種癥候，並以醫療專家意見為佐證，拼貼出一幅乍看合情合理，能夠圓融透過憂鬱與憂鬱症解釋因果的事件圖像。

援引醫療專業，含糊字詞建構憂鬱症自殺

新聞媒體中對於憂鬱症的臆測，常常來自於像是艾成這樣的自殺事件。這類的新聞報導，時常以親朋好友的推敲，來指陳死者可能久經憂鬱症折磨。

但更常見的，是經由醫療專業的認定，來創造自殺新聞事件的因果機制推論。

在這些報導當中可以發現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報導的中前段落會先報導死者如何尋死、原因，最後在以醫師意見，推論死者的死亡與憂鬱症的關聯性，即便這名醫師，並不是當事人的主治醫師。

在這類報導中，直接挪用了精神醫學的權威性論述，給予一個看似具有連結，實際上缺乏證據的因果推論，從而忽視了在極端或突發的事件中，同樣可能發生自殺事件。

在自殺新聞中，有一部分僅是旁敲側擊，使用「疑似」、「親友懷疑」、「醫生認為」等含糊的字句來將並未確診為憂鬱症的死者與憂鬱症建立關係。

憂鬱與憂鬱症在報導中憂鬱與憂鬱症的混淆使用上，通常在報導中的推測語氣與暗示中來連結。報導傾向用「疑似」、「懷疑」、「推測」來將未被確診為憂鬱症而具有憂鬱傾向的行動者來隱射並挪用前述新聞所運用的憂鬱症解釋機制。

換言之，新聞中的病識感協助了原先存在於憂鬱症新聞中的醫療專業權力的運作軌跡，將其論述範圍延伸到潛在或可能的憂鬱症患者上面。

自殺新聞中的「權力再製」

而這樣的報導模式，反映了新聞媒體時常再製（eproduce）了既有「權力結構」，也就是強化了論述中較為權威一方的詮釋。

精神醫學將疑似憂鬱症的自殺事件，解釋為個人無法克服強大的心魔。同樣的內在邏輯也出現在預防憂鬱症的報導框架裡面，憂鬱症的預防被視為個人透過不同手段抵禦外在的環境因子。

然而，憂鬱傾向作為個人生命中的諸多面向之一，不應能夠解釋個人行為的單一因素，新聞文本中將憂鬱症建立為一種解釋機制，事實上是簡化了個人行為的諸多可能因素，讓複雜的個人生命脈絡，退位給醫療專業凝視。

「疾病」是被建構出來的

十九世紀，歐洲將「歇斯底里」建構成女性特有的精神官能症，起因是子宮的躁動或是在身體中的「遊走」。這樣的污名直到二十世紀才逐漸消散。

一個疾病的誕生，其實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下，被醫療專業標定出來的。然而，需要釐清的是，當我們談論疾病的社會建構面向時，並不是指疾病都是「虛構」的，而是想要指出，我們不能將疾病標籤視為理所當然。

回到自殺新聞報導，新聞媒體的病識感，也就是自動的將自殺事件建構成憂鬱症的結果，其實也是新聞媒體參與疾病的社會建構的證據。我們需要警覺新聞媒體中對於疾病的宣稱與論述，避免再製其中的權力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