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白話文專欄
媒體公審不只是八卦現象，而是冤案製造機？
但是，那些報導方式，長期以來一直備受質疑。各家媒體為了發行量、收視率或點擊率，在報導犯罪新聞的時候──從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利害關係人的個人資料，到犯罪動機、手法，甚至檢警單位未來的偵查行動都逐一點名，恨不得將所有人祖宗八代的事蹟都一股腦呈現。
你是否曾覺得這樣媒體公審，好像有點太超過？
放任媒體公審會如何？
一言以蔽之，媒體過度的渲染，將對涉案人等的隱私權與名譽問題產生莫大侵害。且事件成為大眾焦點，也凝聚了一股濃厚不信任的氛圍，更對偵查或審判的方式，產生許多不必要的干預，重重打擊公正審判的防備，甚至也過度加深了我們對嚴刑峻罰的期待。
尤其，未來台灣將啟動「國民法官」的制度，如果不能有效約束「媒體公審」現象，更可能會讓人民參與審判的美意受到重創。
也就是說，媒體公審不只是一起以社會新聞為主題的報導，更是橫跨「大眾－媒體－司法」不同層次、貫穿整個刑事訴訟的複雜現象。透過媒體的密集報導，司法體系中的當事人或公務部門，抑或社會上的閱聽者，都會被捲入這樣的波動。
回首我國解嚴後，順勢解除了對媒體的種種限制，廣播與電視頻道相繼開放，新聞臺也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創設。為了殺出一片競爭，新聞媒體不僅大量推出犯罪報導，更就內容想盡辦法吸睛。
如同學者整理，報導手法經常出現：1. 長期重覆報導犯罪新聞。2. 報導內容常使用誇張、煽情的用詞。3. 犯罪報導中呈現詳盡的犯罪手法。4. 選擇性非全面性報導。5. 把有待證明的一造主張直接當成事實。6. 暗示性地對當事人提出指控──報導、評論難以切割。7. 讓無罪推定原則、偵查不公開形同無物等問題存在。
於是，這樣的報導模式，對於當事人來說，不僅直接對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生活造成精神壓力，更因為「有罪推定」的偏見報導──就算之後判決無罪，過程中所喪失的信用，親族的撕裂、事業不振或被社區排擠等狀況，更對無辜被告的人格、名譽、隱私或財產權，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
而對公務部門來說，就像學者描述：「過去檢察體系有不少人充斥著英雄主義式的思維與辦案方式，不僅濫用強制處分權限、違反偵查不公開，甚至帶著媒體記者去搜索、扣押，遭致檢察官治國的批評」。
另外，在有罪推定的社會氛圍下，也讓民粹現身施壓司法，迫使檢察官或法院，甚至證人都不得不考量輿論的聲音，難以純粹依照證據做出決定，不免引發冤罪等問題。
而即便眾人能夠奮力抵抗這樣的現象，但隨著媒體渲染的力道越大，社會上有罪推定的印象也越難扭轉：一旦法院後來判決無罪，就非常容易讓人民對司法感到失望；這樣的循環將不斷減損「司法威信」。反觀，如果連受過專業訓練，且平日習慣如此氛圍的司法官都會受其影響──對於未來參與審判的「國民法官」來說，恐怕更難以招架。
最後，對於社會大眾而言，媒體公審也會加深其對犯罪的恐懼。例如文獻指出，中正大學曾針對民眾電話調查分析發現：市民對於整體治安感受來源主要為「新聞媒體報導」（62.2%），其次為「親友談論」（16.9%），表示「自身遭受犯罪侵害」者只有 11.2%。於是當大眾看了許多犯罪新聞，媒體又過度報導犯罪新聞，人民被害的恐懼不僅被燃起，同時也可能對嚴刑峻罰抱持更多的期待──最後刑罰制定的過程，不免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沼。
為什麼還要報導？新聞自由的初衷？
為了落實民主治理，其實有賴媒體逐一報導施政，並引發人民的評論，才能有效監督政府。
就像司法院釋字第 689號解釋理由書所說：「為確保新聞媒體能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新聞自由乃不可或缺之機制，應受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
而這樣在傳統國家之三權分立外，制衡施政的角度，就是媒體被稱作第四權的由來。
所以，為了確保政府穩定運作，媒體對於施政大小事，多少都有採訪的空間；若一律禁止報導犯罪事件，將會失去監督刑事政策發展的媒體功能。
然而，新聞媒體之所以在民主社會中享有特別地位，是因為負有「形成輿論與監督政治」二大任務；也讓新聞媒體必須在善盡那些公共任務的前提下，才能充分主張不受干預的新聞自由。
否則若只是打著新聞自由的大旗，不斷在犯罪報導中販賣恐懼、吸引讀者點閱，把「第四權」的理想拋諸腦後，成為營利導向的傀儡，那就毫無容讓的餘地。
因此司法院釋字第623號指出：立法者在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的前提下，可經由法律明確規定，給予言論適當的限制；同院釋字第509號也說：為保護名譽、隱私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得對言論自由作適當限制。
也就是說，如果媒體的報導，固然滿足了閱聽者追求真相的慾望，卻過度衝擊當事人的權益，造成公平法院與法治文化的向下沉淪；用一則新聞報導，衝擊各方利益，卻只成就媒體自身的獲利，那也就該針對這種報導，適度用法律劃出合理的限制。
報導的法律限制：偵查不公開
為改善司法運作，減少媒體公審對訴訟的衝擊，總統府在 2017年 9 月發布「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成果報告書」，旨在落實「偵查不公開」的界限，內容像是「限制或禁止拍攝、播出犯罪嫌疑人或相關人等的畫面」、「追究失職人員行政、懲戒或刑事責任」、「賦予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對錯誤報導的更正權」、「協助媒體檢討現行相關自律機制及規範」等事項。
而什麼是偵查不公開？現行制度如何運作？有無缺失？
打個比方，撲克牌桌上，我們常說底牌給人看到，那就不好贏牌了。同樣地，如果在犯罪的調查過程中，有人把重要訊息透漏給犯罪嫌疑人或媒體，那麼後續追查也會難上加難；而且後續如果發現偵查對象是被冤枉的，之前過多的曝光，也會讓對方未來生活受到極大的傷害。
因此，《刑事訴訟法》裡面設有所謂「偵查不公開」的重要規定，就是為了緩解媒體公審的現象，讓「檢警院」能更正確地偵查與審判，並適度保護犯罪嫌疑人或關係人的權益。而為了徹底落實偵查不公開，《刑事訴訟法》更授權司法院與行政院訂定更細緻的《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不過，這些措施不免有被質疑的地方。
不公開偵查的主體限於公家機關，不及媒體？
這個問題，起因於《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規定：應遵循偵查不公開的人員，指的是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看起來好像跟「依法執行職務」以外之人沒有關係。
但同辦法後面又說：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得告知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並告知「勿公開或揭露」偵查中知悉的程序與內容。這也似乎讓那些「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同樣負起偵查不公開的責任。
然而，就算前述規定不斷擴張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對象，也未直接提到那些與案情發展密切相關的媒體們（註）。而媒體若不在被管制的範圍內，也就不必然要負起後續洩漏案情的刑事與行政責任。
報導界限不明？
所謂「偵查不公開」也不是毫無例外的絕對禁止。《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是「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與「保護合法權益」，就能適度公開犯罪資訊。而為了弄清哪些事項符合前述例外，《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進一步規定七種得具體公開的內容。
這是因為，媒體報導也能召喚線索，是檢警破案的重要「工具」； 而且適度公開偵查資訊，也能呼籲民眾多加注意，避免損害擴大，保障社會治安。
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管控資訊能否公開的要件，有些可能稍嫌抽象，也讓第一線人員手握相當寬廣的解釋空間；更讓部份檢警樂於利用媒體，強化自身的訴訟優勢。最終，在實務運作上，偵查不公開的原則狀若虛設，「偵查公開」隨著辦案需求而能自由伸縮。
若報導錯誤？可否請求修正、用藐視法庭罪處罰？
針對錯誤，可否要求修正，這邊就涉及到媒體近用權的概念。在現行法規的運作下，又可區分為「答辯權」與「更正權」兩大類型（連結內為舉例條文）；前者能讓被報導的人們向媒體請求相當的答辯機會，且媒體不得拒絕；後者則賦予相關人等，向媒體請求在期限內、更正錯誤的權利。
相較妨害名譽罪或民法上的損害賠償，須歷經費時的訴訟程序，被報導的人們可以利用那些權利，在更短的時間內發動答辯，或請求更正錯誤資訊。
不過，如同學者於論文中提到：「這種手段的成效其實繫諸輿論的批判力道、媒體對事件的主觀意見，甚或是當事人自身的外表、口才與人格魅力……等不確定因素，若稍有不慎，選擇『親上火線』行使更正權與答辯權的舉動反而容易引來二度的媒體公審，進而引發某種惡性循環。」
再者，也不是所有媒體類型，都依法有提供媒體近用權的義務。
如同在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中，陳春生大法官便曾以意見書表示：「被報導者之更正與辯駁請求權並不完備（包括平面媒體全無規範、電子媒體只有廣電法第 23 條、有線電視法第 62 條以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31 條規定）...我國目前，若有媒體同時擁有報紙、廣播、電視、有線電視等，以其所屬平面媒體工作者跟追報導，將導致被跟追人即使認受有侵害，亦無更正與辯駁請求權，再加上同一企業集團若以電子媒體加以引用，形成視聽人保障之漏洞。有失國家保護義務之憲法要求。」
另外，也有人會說，可以針對媒體浮濫報導犯罪新聞的情況，新增「藐視法庭罪」的處罰。但反對的聲音認為，在我國偵查不公開原則之所以被違反，常常是檢警調單位的「功勞」。如果只純粹追究媒體刑責，反而容易造成寒蟬效應。
結論
當特定司法案件成為焦點，媒體公審，將不免讓案件當事人及其親友，甚至各種司法人員，還有在旁等待熱鬧的群眾，都捲入這場激情大戲。雖然這一切是以保障閱聽人「知的權利」為號召，但過程中卻難以貫徹「偵查不公開」原則，對於公平審判，甚至未來的刑罰政策，都會帶來許多干預與爭議。
然而，面對這樣的窘境，攸關媒體公審的相關法制可說相當不足，難以舒解前述各方糾結的緊張關係；待「國民法官」正式上路，趁這個法制漏洞所灌入的輿論壓力，更可能把刑事案件一步步推向冤案的深淵，我們都應促使立法者趕緊填補這段法制空白。
這樣的再三衡量，如同筆者在《懸在天平兩端的言論自由與民主保障》所說：「流轉在不可切割的兩岸歷史，分分合合的國內派系，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大法官與國外裁判給了一些思考方向，讓我們在世界和平那天到來前，有辦法在『避免民主失靈』和『避免過度箝制言論』這兩個載浮載沉的議題之間掙扎，所以常聽人言：台灣真是公法學寶庫。」
【註】因為偵查不公開的主要目的在於避免政府濫權，且作業辦法的母法──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3 項，其實並未列入被告、嫌疑人、被害人等利害關係人甚至是媒體；因此，也有人認為，作業辦法命「公權力以外的人」遵守偵查不公開的要求，恐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