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dir="ltr">很多人都認為台灣的新聞內容很難看，主要理由為太多的「小報化」消息，阻礙了重要資訊的視野，若要理解新聞媒體的現況，則必須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其背後的權力結構轉變，頗析當今媒體傳播的生態。究竟，媒體為什麼寫出來這麼多奇耙的內容？媒體的內容是在為誰發聲？其中又產生什麼問題呢？</p>
<h3 dir="ltr"><strong>擁有新聞自由的台灣卻看不到好新聞？</strong></h3>
<p dir="ltr">打開電視台或新聞網站，八卦或不重要資訊普天蓋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訊息往往被掩蓋。 2020年 路透數位新聞報告中，台灣新聞信任度在全球 40 國家排倒數第三，網路公司 Statista 在 2021 年對 40 個國家進行調查，台灣媒體信任度也是亞太地區倒數第一，全體倒數第四。</p>
<p dir="ltr">媒體追求點擊率、流量，「即時新聞」誕生，求快、求流量成為新聞產製原則，內容則毫無品質可言。媒體公司看中的是新聞數量，而非資訊的真實及正確性，導致「三器新聞」、「爆料公社新聞」的出現，記者抄寫以訛傳訛的資訊，甚至傳播杜撰的內容。此外，新聞媒體與社群平台的結合，更使資訊「片段化」、「破碎化」，針對同一新聞事件，不同立場的閱聽眾族群所看到的面相可能天差地遠，使得真相獲取更加困難。台灣的媒體亂象到底為何而來？</p>
<h3 dir="ltr"><strong>媒體財團化與內部新聞自由</strong></h3>
<p dir="ltr">「媒體商業化」產生的諸多弊端，是當代台灣媒體現象。回首台灣自解嚴前後至今的媒體變革，1987 年解嚴，1988 年開放報禁， 1993 年開放廣播頻率和有線電視，台灣媒體業蓬勃發展，百家爭鳴。雖然黨政軍勢力靠修法退出媒體，迎來看似自由的媒體環境，卻因媒體眾多而產生惡性競爭、政治力透過所有權的形式滲透媒體。</p>
<p dir="ltr">「媒體財團化」可稱為「所有權集中化」，指的是個別媒體的股權被財團資本家大量收購、獲得經營權的過程。電視台的資本門檻高，當傳統媒體的廣告利益因數位廣告流失之時，電視台因營運不佳而被迫出賣給大企業集團，被稱之為媒體的「巨賈化」。媒體交易的本身並沒問題，問題往往產生於，主宰媒體的財團，控制旗下媒體以龔固其影響力，為財團本身利益，企圖影響輿論風向、甚至是民主選舉。</p>
<p dir="ltr">因此，媒體機構內的「內部新聞自由」至關重要。</p>
<p dir="ltr">我們可以知道，「新聞自由」的意義是保障新聞媒體監督政府，追求公共利益，至於如何落實，則關乎新聞機構內部的運作。具體而言，記者提供的內容，可以透過文章編輯、影片剪輯，或是報紙版位、網路發布文章之選擇，更改而符合新聞「框架」。</p>
<p dir="ltr">正常情況下，那些修改是為了確保新聞價值之必要，但當新聞老闆將媒體作為企業的廣告平台、個人的宣傳工具，那些流程就成為干預「內部」新聞產製者自由的手段。甚至內化到工作規則及流程當中，成為員工工作的核心價值。雖然，新聞從業人員的作品面向公眾，之於媒體公司其身份是僱員，媒體老闆可予以解雇，但作為第四權的行使者，其背後邏輯，便不是經濟因素作為唯一導向。</p>
<h3 dir="ltr"><strong>新聞的內部政治</strong></h3>
<p dir="ltr">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針對國內2018年、2020年兩次選舉進行研究，在其著作《假新聞政治：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欺騙 》中，受訪者提及2020年的總統大選，說明新聞機構若支持某一候選人，對於內部員工的影響：「我們挺韓不挺藍，所有集團都一樣，作為員工只能符合集團方針，若不符合一定下架。現在年輕人的彈性很大，他們會覺得這只是工作，寫稿方向和個人價值方向是兩回事。」可知新聞室的內部控制，早已變成該機構日常的工作習慣。</p>
<p dir="ltr">商業利益的角度而言，「真相」或許並不是個值錢的「商品」。但對於民主社會而言，真相是社會正義、民主對話的基礎。要真正強健民主機制，除了政府三權分立，體制外的第四權是公民的監督利器，此外，媒體還有創造公共領域、提供自由多元的觀點的使命。<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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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認為台灣的新聞內容很難看，主要理由為太多的「小報化」消息，阻礙了重要資訊的視野，若要理解新聞媒體的現況，則必須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其背後的權力結構轉變，頗析當今媒體傳播的生態。究竟，媒體為什麼寫出來這麼多奇耙的內容？媒體的內容是在為誰發聲？其中又產生什麼問題呢？

新聞背後的新聞——媒體財團化如何影響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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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有「不堪回首」的回憶嗎?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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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大學時代的醜照、大到曾經破產的紀錄……因為網路的「超時空性」，無論過了多久，只要有心都可以找得到。在網路的時代，這些回憶是否能夠「被遺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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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西班牙一名男子在十多年前拍賣不動產還清債務，但這段過去一直在網上被搜尋，使他名譽受損，因此該名男子控告 Google ，要求刪除搜尋相關結果。2014年，歐盟法院裁定 Google 敗訴，指出歐洲公民享有「被遺忘權」，也成為「被遺忘權」的世界首樁案例。<h2><strong>難以被遺忘的網路世代</strong></h2>
<strong></strong>數據（data）已經在我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僅是人們使用網路留下的軌跡，更是科技公司盈利的依據，然而當個人的資料使用及所有權都不在自己身上，問題就由此產生。就如西班牙男子的例子，他必須要經由法院上訴，才得以將已過時的個人資訊去除。<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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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簡單而言，就是只要使用者覺得網路上所能被搜尋的資訊「不屬實」、「已過時」、「侵害個人隱私」或「對個人聲譽有負面影響」，則可向 Google 等搜尋引擎公司要求刪除針對該內容的搜尋結果。<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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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為 2015 年，法國隱私監管機構國家資訊與自由委員會（CNIL）對 Google 開罰，認為某法國公民請求刪除個人資訊，Google 只刪除歐洲網域的網頁，並未將全球網頁資訊刪除。Google 上訴至歐洲法院，主張若擴大至全球網域，將違反諸多國家法律、窒礙難行，且助長言論控管，而最終獲得勝訴。因此，目前 Google 只讓在歐洲境內的人，無法上網存取申請通過的「被遺忘」的資訊，歐洲地區外的人，仍可以用 Google 搜尋到相關資訊。<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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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另一方面，歐盟於 2016 年通過《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進一步確認歐洲公民得以要求網路公司「主動遺忘」與公眾利益無關的訊息，各大搜尋平台紛紛將建立民眾申請「被遺忘」的管道。例如 Google 就建立<a href="https://support.google.com/legal/answer/10769224?hl=zh-Hant">官方頁面</a>，提供相關資訊及程序。
<h2><strong>被遺忘權反成獨裁統治利器？</strong></h2>
而且，這項權利雖可保護許多人，也有反對的聲音對其提出質疑。反對者認為「被遺忘權」可能助長政府對人民的言論管控，減少民眾接觸資訊的機會。例如，中國政府打造的防火牆（Great Firewall，又稱防火長城），以隨時在搜尋引擎上刪除敏感的關鍵字詞，使得人們沒有管道獲得某些事件的資訊，達到國家言論管制的效果。<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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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trong>「被遺忘權」</strong>指的是「移除網頁搜尋結果」；要將源頭網站資料完全刪除，則是<strong>「刪除權」</strong>，兩者概念並不相同。若未來「刪除權」普及，可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帶來更大傷害。
<h2><strong>雖有各界關注，台灣仍未入法 </strong></h2>
雖然目前台灣並未有「被遺忘權」的法規，但過去也有經典案例。在1997年的「米迪亞暴龍隊假球案」中，球團老闆施建新雖已在該案中獲無罪定讞，但他不願再被以「假球」關鍵詞被搜尋，以「被遺忘權」要求 Google 移除相關搜尋字串，但最終，法院以我國民法未包含「被遺忘權」概念判其敗訴。<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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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每當社會事件發生，如有受害人被散播不雅照及影片時，相關資料的被搜尋及點擊，對當事人是二次傷害，因此也引發「被遺忘權」的討論。此外，在 Covid-19 疫情中，因政府在疫情調查過程中，蒐集到大量的個人數據以及資訊，也引發被遺忘權的討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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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有許多學者就主張應將被遺忘權加入台灣憲法，而仍處於討論研擬階段，台灣離「被遺忘」的路上還需要許多的琢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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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是指只要使用者覺得網路上所能被搜尋的資訊「不屬實」、「已過時」、「侵害個人隱私」或「對個人聲譽有負面影響」，則可向 Google 等搜尋引擎公司要求刪除針對該內容的搜尋結果。雖有許多學者就主張應將被遺忘權加入台灣憲法，而仍處於討論研擬階段。

「黑歷史」永流傳？個資能被搜尋引擎「遺忘」嗎？談「被遺忘權」的兩面刃

精選文章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席捲全球，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宣布封城，外部人員不得進入，而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張展和李澤華揭露疫情慘況，而後卻下落不明，其中律師張展被判「尋釁滋事罪」 4 年刑期；2022 年，烏俄戰爭爆發，被國際媒體喻爲「 TikTok 戰爭」，在戰火之中，從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到流離失所的人民，都利用社群媒體更新最新戰況。<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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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中，人人能報導真相，而上述兩個特殊情況，更凸顯了公民報導的重要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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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台灣，雖然有自由民主，也無戰事，但商業置入性新聞及政治力影響，使媒體可信度大打折扣，公民報導亦扮演關鍵色。例如 2010 年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 24 戶農地被徵收，台灣公民記者「大暴龍」，將警方對付老農民、強拆農田的畫面揭露，引發主流大眾對大埔事件的關注，甚至撼動了台灣土地開發政策。
<h2><strong>你我都可以是公民記者？</strong></h2>
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公民報導的權力來自於「言論自由」其中涵蓋的「媒體接近使用權」，其內容傳播自由以及發表言論的自由。公民新聞學的興起，與智慧型手機、寬頻網路普及相關，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平台發布任何形式的報導，而全球知名的公民新聞平台，有<strong>台灣的 PeoPo 公民新聞網，韓國的 OhmyNews、美國 CNN 的 iReport、法國的 AgoraVOX 及德國的 myHeimat</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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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OhmyNews 是非常成功的案例。創辦人吳連鎬原本是一名記者，因80年代中期韓國新聞經常受到政治操作，他在 2000 年創辦 OhmyNews 網路媒體，當網路泡沫化讓許多新興網路科技公司倒閉，受南韓傳統媒體輕視的 OhmyNews 不僅存活下來，還受到全民認可，只要上網註冊並使用真實姓名，就可在 OhmyNews 平台發表自己撰寫的報導，就連頭條新聞的選擇也是透過讀者點閱率來決定。如今有超過 3 萬 5 千名公民記者，是南韓最重要的新聞媒體之一。網站打出的口號，就是<strong>「人人都是記者！（Every Citizen is a Reporter）」</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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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也有享譽國際的公民新聞網站。PeoPo 公民新聞影音平臺由公視成立，至今年滿 15 年，累積11,908位公民記者、逾168,138篇報導，不僅提供網路教學以及作品平台，更在設有線下公民記者的培訓課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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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由台灣傳播學者發起的《weReport 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從 2011 年 12 月成立至 2020 年  3 月，以募資為經營模式，搭上全球的「群眾資助新聞業」（crowdfunded journalism）浪潮。世界上新聞類的募資、發揮公民力量的平台，還有國際知募資平台美國的 Kickstarter ，就有提供公民新聞類提案的選擇，此外，愛爾蘭 Noteworthy 募資平台，也提供公民調查報導故事的資源。
<h2><strong>行使第四權，自律是首要條件</strong></h2>
然而，既然人人可稱自己是記者，也可能出現濫用採訪權的問題。例如，2016 年「洪素珠侮辱榮民事件」就仗著公民記者實行攻擊他人。這反映了，因為公民記者在報導時，有許多需要注意的問題，例如主觀論述及事實、新聞真實性的把關、新聞角度的拿捏等。針對公民記者的倫理問題，PeoPo 公民新聞就列出<a href="https://www.peopo.org/news/510618"> 17 條平台自律公約</a>規範使用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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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體百花齊放的現在，人人都可製作公民新聞的文字或影音曝光，此外，創辦媒體的門檻也相對降低許多，當身份疆界越來越模糊，凸顯真相的核心精神就更顯重要。我們都可以成為公民記者，打破新聞專業者的資訊壟斷，為公義發聲，同時記得謹守公民記者的本份，以真實的資訊促進新聞媒體的健全發展。<h3><br>
</h3><h3>【延伸閱讀】</h3>









<ul><li><a href="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43862" target="_blank">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簡稱公庫）：公民記者的採訪權問題</a></li><li><a href="​​https://www.peopo.org/news/510618" target="_blank">PeoPo平台使用者自律公約條文</a></li><li><a href="https://isoj.org/ohmynews-editor-says-every-citizen-is-a-reporter/" target="_blank">OhmyNews editor says “Every Citizen is a Reporter”</a></li><li><a href="https://www.noteworthy.ie/" target="_blank">Noteworthy 網站</a></li></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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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公民報導的權力來自於「言論自由」其中涵蓋的「媒體接近使用權」，其內容傳播自由以及發表言論的自由。公民新聞學的興起，與智慧型手機、寬頻網路普及相關，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平台發布任何形式的報導，而全球知名的公民新聞平台，有台灣的 PeoPo 公民新聞網，韓國的 OhmyNews、美國 CNN 的 iReport、法國的 AgoraVOX 及德國的 myHeimat。

你行你來？人人都能當記者——「公民新聞」的前世今生

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前妻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家事案件一直與社群文化密不可分。2020 年戴普因英國《太陽報》形容他為家暴者對其提告而敗訴，他就受「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洗禮，即是遭到社群因他的私德而抵制與他有相關的事物，事業一落千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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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 2022 年 4 月，由戴普提起、針對赫德 2018 年公開發表文章的毀謗官司，開始佔據媒體頭條。庭審期間，粉絲線下親臨法庭現場，線上觀看法庭直播，將「粉絲文化」（Fandom / Stan Culture，Stan 指超級粉絲，意即「腦粉」），也就是相同愛好者所形成的文化，帶進司法案件審理，社群平台上的高關注度與流量形成了「媒體奇觀」（Media Spectacle）。
<h2>「媒體公審」與美國流行文化</h2>
「法庭劇」一直是美國流行文化中的重要元素，而真實司法案件的實境秀比戲劇更刺激。強尼戴普誹謗案直播在多平台放送，美國國內的老牌「法庭電視台」（Court TV）就是之一，而 YouTube 和其他平台直播，則讓庭審傳播至美國之外的區域。根據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報導，Court TV 的最大競爭對手、 OTT 平台 Law & Crime Network 上每天觀看此案的觀眾高達 900 萬，當中 35% 來自美國，7% 英國，其他來自海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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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審判被當電視節目、司法與娛樂間界限模糊，是美國長久來的現象。1979 年美國電視首次播放相貌姣好的連環殺手泰德．·邦迪（Ted Bundy）的判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司法案件，莫過於 1994 年 O.J. 辛普森謀殺案（O. J. Simpson murder case），判決收視人數超過 1 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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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娛樂不僅是娛樂，媒體與民眾的輿論對判決有著不小影響。Netflix 紀實影集《媒體公審》（Trial by Media）中提到的六件美國審判，就是經過媒體播放庭審過程，造成集體輿論的力量，左右了陪審團及法官的決定，甚至形成冤案。
<h2>馬戲團般的「粉絲文化」、「迷因」、TikTok 審判</h2>
社群或影音平台有許多此案迷因，影片如「強尼嗆爆赫德律師」（Johnny Depp Destroys Amber Heard's Lawyer） 的觀看數就有 1300 萬次，或引述赫德在證據中「我沒有揍你，我是在打你」高達 2900 萬次，「#為強尼戴普伸張正義」（#JusticeForJohnnyDepp）標籤的 TikTok 短影片瀏覽量近 70 億次，也有支持赫德的標籤如 #AmberHeardIsInnocent 和 #IStandWithAmberHeard。<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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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TikTok 是「公審」此案的主要平台。輿論風向上，多數人明顯支持戴普，並流傳他在法庭上各種「霸氣」、「搞笑」的「最佳時刻」，而諷刺嘲笑赫德的內容，如安柏赫德作證描述強尼戴普施暴，以 TikTok 流行的「原音」來「對嘴」的模仿影片，或是安柏赫德假哭、忍笑、醜表情，加上 Emoji 來嘲笑，十分熱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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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上的人們喜歡幽默、諷刺橋段，許多人透過聲音片段、剪輯和「迷因」（meme）來認識這場審判及建構對當事人的認知。奧勒岡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路易斯 Seth Lewis 認為，我們正身處一個人們對真實性（​​authenticity）癡迷的時代，對真實的渴望使人們信任社交媒體或 YouTube 上看似原始的影片片段，而 TikTok 提供了一個完美場域。
<h2>破碎化訊息， #Metoo 運動與家暴受害者的傷害</h2>
社交媒體上的回饋機制，是當人們收到高讚數或是瀏覽量時，更會想發表與之相關內容，這次審判將這種社群效應發揮到最大。然而，審判本身冗長而複雜，相較於人們在社群平台上瀏覽一則短影音的時間，對比懸殊。尤其現在非常流行「混音」（Remix）效果，<strong>破碎化的內容沒辦法讓人了解一起司法案件，甚至，為社會帶來許多負面效果。</strong><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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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專家都指出，社群平台上的嘲諷內容，將對那些沒權沒勢的家暴受害者造成傷害。<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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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國反家庭暴力聯盟執行長 Ruth M. Glenn 自己曾是家暴受害者，她認為，無論支持哪一方，社群效應都會觸發受害者的家暴創傷，甚至加劇創傷，而且這些社群內容可能造成「寒蟬效應」。英國家暴慈善機構 Solace Women's Aid 曾表示：<br>
<blockquote>由於害怕報復、負面反彈以及她們的私生活被展示和評判，許多女性不願公開談論家庭虐待，這次公開審判將加劇這種恐懼。</blockquote>
根據 2020 年出版的《理解全球大流行病：關係暴力和共同努力實現無暴力社會》一書，<strong>約 70% 的家庭暴力從未尋求官方救濟</strong>。
<h2>社群在熱潮中獲益， 官司當事人沒有贏家</h2>
這場官司帶來高流量，當中的獲益者必然是社群經營者及社群平台。 美國網路媒體《CNET》 就採訪一名 YouTuber Lahiru Darsha 他在頻道 Redux Dreams Lab. 在庭審過了一個月左右，就因上傳波段庭審片段而共進帳 3,700 美元（近11萬台幣），因得知 YouTube 將打擊相關影片，他已刪除影片。<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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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官司凸顯了推動著「取消文化」和「粉絲文化」的社群力量，可載舟亦可覆舟。而兩位當事人會不斷提供「迷因」元素，不難猜想，對他們而言，輿論戰場的輸贏，比起審判結果更為重要。但同時，法庭中披露的私人細節，也隨著社群流傳內容，對雙方的聲譽造成了不小傷害，以此層面來說，這場官司可說是沒有贏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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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前妻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家事案件一直與社群文化密不可分。2020 年戴普因英國《太陽報》形容他為家暴者對其提告而敗訴，他就受「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洗禮，即是遭到社群因他的私德而抵制與他有相關的事物，事業一落千丈。而法庭中披露的私人細節，也隨著社群流傳內容，造成雙方聲譽不小傷害，這場官司可說是沒有贏家。

直播秀、迷因和 TikTok 公審——強尼戴普誹謗案的媒體奇觀，誰是贏家？

2021 年金馬獎得獎名單中，以人物故事講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經過的紀錄片，《時代革命》，獲得最佳紀錄片的殊榮，今年 2 月底在台上映，是世界唯一院線放映。其他如《少年》、《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等香港禁片，紀錄這個時代香港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歷程，自去年底以來在台灣放映，獲得許多關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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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曾是華語電影的指標，香港更被譽為「東方好萊塢」，到了去年底，卻儼然成為了「禁片之城」。
<h2>港禁片時代來臨  敏感作品台灣放映 </h2>
原來是去年10月，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將原本的《檢查員指引》更新，使香港政府在審核香港電影時得以考慮國安理由，如果審核的電影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則撤銷該電影准許上映資格，官方能直接進影廳搜索事證，違規者最高要入獄3年，若違法播映將面臨 3 年監禁刑責、或面臨上百萬元港幣罰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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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香港也經歷過禁片的年代，港英時期，電影也是隨著政治情勢而調整禁播標準，直到回歸之前，才取消政治審查規定，使得許多禁片能夠在香港土地上播放，甚至是中國內地的禁片。然而，《電影檢查條例》的審查規定，使得創作者人人自危，投資者斷然抽資，大大影響香港電影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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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是在 2016 年獲得香港金像獎《十年》的導演之一，當時那部爭議性電影得以獲得獎項殊榮，而今同樣是政治題材，則必須秘密製作、全劇組匿名，在坎城突襲放映前保密到家，唯有導演勇敢曝光真名、面臨失業及被檢控風險。
<h2>中國禁片過去是金馬獎常客</h2>
事實上，無論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台灣是華語世界的「禁片舞台」。許多中國政府禁止播放、有政治色彩，或是小眾的優秀獨立電影得以在台灣上映。過去著名的劇情片及紀錄片《蘇州河》、《天註定》、《大同》、《大路朝天》等好作品都在台灣發光發熱。<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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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拿到 2018 年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的《大象席地而坐》，就是被中國官方禁止放映的電影，因為小眾的題材，描述當代社會的疏離與壓抑，內容沈悶陰鬱，電影導演胡波甚至因堅持理想而走上絕路，而這部片卻在台灣金馬獎得到被看見的機會。<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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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因兩岸政治情勢發展，也影響到禁片舞台。如 2018 年最佳紀錄片獎《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傅榆的得獎感言，引發政治風波，隔年，中國官方禁止中國影人報名金馬獎，導致中國影人放棄金馬獎舞台。
<h2>藝術即政治  創作精神不畏體制</h2>
然而，如今對岸影人參與金馬可不容易，第 56 屆金馬獎前夕，因前一年的政治風波，中國政府限制中國電影和影人參與金馬獎，必須冒著風險報名參加。<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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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入圍金馬​​的《絳紅森林》以藏族中的女尊者為題的紀錄片，同樣被認為是諷刺中共政權的作品。導演在對岸壓力下參加金馬獎，使本片獲得被看見的機會。此外，亦有人批評，台灣政府對中國片一年 10 部的限額配給，採取「抽籤」制度，使有「大外宣」意味的作品被抽中，優秀的獨立電影作品卻無法來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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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直以來，台灣提供華語界一個獨立電影的舞台，更因民主自由的環境，讓許多敏感內容得以放映，觀眾也在觀影時更了解不同議題，在不同時空中找尋到共同反思的人類議題。<br>


2021 年金馬獎得獎名單中，以人物故事講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經過的紀錄片，《時代革命》，獲得最佳紀錄片的殊榮，今年 2 月底在台上映，是世界唯一院線放映。其他如《少年》、《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等香港禁片，紀錄這個時代香港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歷程，自去年底以來在台灣放映，獲得許多關注。香港電影曾是華語電影的指標，香港更被譽為「東方好萊塢」，到了去年底，卻儼然成為了「禁片之城」。

香港「禁片時代」來臨，台灣金馬如何扮演民主堡壘？︱識媒體

香港「禁片時代」來臨，台灣金馬如何扮演民主堡壘？

不斷的大型街頭抗爭與民主人士入獄，使香港近年來不斷登上國際頭條，去年底一起警方逮捕媒體人員的事件又引發關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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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是香港頗具批判性的網路媒體，關注香港政治新聞，曾發布許多關於香港本土議題的深度報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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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9 日凌晨，警方逮捕包括歌手何韻詩在內《立場新聞》前董事及現任高層，並帶走辦公室電腦及資料，《立場新聞》當日晚宣布停止營運。香港警方表示《立場新聞》逮補行動因其涉及「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網站刊登了多篇文章，為流亡外國的泛民主派或社運人士，呼籲國際制裁香港，這些內容「危害國家安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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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星期內，以調查報導出名的香港網媒《眾新聞》也宣布停止營運，停運公吿指出，「過去兩年社會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令我們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我們的理念。」<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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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指的「過去兩年」，是自 2020 年 6 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媒體人人自危的情況。特別是 2021 年 6 月，成立 26 年的香港《蘋果日報》，在高層被逮補，機構被搜查、資金凍結，創辦人黎智英入獄等一連串行動後，宣佈關閉走入歷史。<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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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公開指出逮補行動只是「依法行事」、「在法律之前，媒體沒有特權」，而媒體關閉是「自我選擇」並無侵害新聞自由。<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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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不禁思考，報導新聞、發表評論也可能是違法行為？新聞自由是否可以被國家「規範」呢？限縮新聞自由又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h2><strong>當報導新聞變成犯罪</strong></h2>
香港的新聞自由，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2021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連續兩年排名第 80 位，是有統計以來最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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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數引發憂慮的原因，正是新聞自由反映了國家現況。已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Potte Stewart 大法官，提出「第四權理論」 (the fourth estate theory)，認為憲法須保障新聞傳播媒體，使其能成為政府三權之外的另一種權力，以監督政府，防止濫權。<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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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與健全民主社會息息相關，在民主選舉當中，傳播真相，使人民可以做出正確選擇，當政府不適任的時候，媒體可以批評要求政府改進，再來是媒體亦是公共議題的匯集及討論平台，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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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報導真相、傳播思想的人變成犯罪，不僅少了公民社會的助力，更大的問題在於，由於沒有人知道「界限」在哪裡，而產生人人的「自我審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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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實在《國安法》頒布前後，早已引發整個香港社會的寒蟬效應，社群媒體上網名紛紛移除真名、移除社群媒體紀錄、社會人士及學者不願公開發言，圖書館下架泛民主人士的書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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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蘋果》、《立場新聞》、《眾新聞》接連關閉，彷彿正式進入香港傳媒寒冬，香港老牌媒體《明報》觀點版，還要特別新增編註，「絕無意圖煽動憎恨」。這種恐懼，鞏固國家統治者的權力，使社會處於高壓的狀態，民主更加無可能實現。
<h2><strong>記者團結面對人道危機</strong></h2>
新聞自由衰退，第一線受到傷害的就是新聞人員。不只是香港，世界上有許多記者因報導而受牢獄之災，甚至是生命消亡。<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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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就是頒給記者。分別是挑戰普亭（Vladimir Putin）政權的俄羅斯獨立報「新報」（Novaya Gazeta）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和挑戰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政權的新聞網站 Rappler 創報人瑞薩（Maria Ressa），他們的國家雖有民選制度，但因政府專政集權，兩人皆遭受人身危險和官司纏身。<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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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得獎理由，如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安德森所言：「自由、獨立、以事實為本的新聞媒體，有助防止濫權、謊言及戰爭。頒獎給兩名記者，是為了強調保護與捍衛這些基本權利的重要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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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薩 (Maria Ressa) 曾表示，獨裁者要控制社會，第一個下手的就是新聞媒體。她在得獎<a href="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2021/ressa/lecture/">演講全文</a>中，並闡明新聞自由與民主的關係，「沒有事實就不會有真相，沒有真相就不會有信賴，沒有信賴就不會有公認的現實，也就不會有民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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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獨裁者而言，控制人民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控制媒體，從深入媒體的管理，到現今網路世代中的真假資訊戰，都是典型的控制手段。因此，瑞薩呼籲正視假新聞問題，以及科技應用的重要性，及以法律改善新聞環境，她個人也成立國際基金，優先幫助新聞工作者被壓迫的國家。<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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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政治抬頭，全球民主倒退的趨勢中，新聞自由防線也不斷退後。我們應該了解國家機器如何運作，辨別資訊正確性，不能忘卻，人們為了提供真相前仆後繼，勇敢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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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h3>
<ul><li><a href="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10624/hong-kong-press-freedom/zh-hant/dual/" target="_blank">How Press Freedom Is Being Eroded in Hong Kong</a></li><li><a href="https://edition.cnn.com/2022/01/08/media/hong-kong-media-freedom-decline-intl-hnk-dst/index.html" target="_blank">Hong Kong's free press is being 'gutted.' Here's what the world loses</a></li><li><a href="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5966646" target="_blank">酷刑與記者的壽命：緬甸軍政府之「死因無可疑」</a></li><li><a href="http://shorturl.at/nJTW9" target="_blank">2021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瑞薩：沒有事實、真相與信任，就沒有民主</a></li><li><a href="http://shorturl.at/bnqOT" target="_blank">《立場新聞》遭查抄，打響香港全面「白色恐怖」前哨戰？【有話好說】</a></li></ul>

2021 年 12 月 29 日凌晨，警方逮捕包括歌手何韻詩在內《立場新聞》前董事及現任高層，並帶走辦公室電腦及資料，《立場新聞》當日晚宣布停止營運。香港警方表示《立場新聞》逮補行動因其涉及「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罪，網站刊登了多篇文章，為流亡外國的泛民主派或社運人士，呼籲國際制裁香港，這些內容「危害國家安全」。
一個星期內，以調查報導出名的香港網媒《眾新聞》也宣布停止營運，停運公吿指出，「過去兩年社會遽變，傳媒生存環境惡化，令我們無法再毫無擔憂地，達成我們的理念。」文中指的「過去兩年」，是自 2020 年 6 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媒體人人自危的情況。特別是 2021 年 6 月，成立 26 年的香港《蘋果日報》，在高層被逮補，機構被搜查、資金凍結，創辦人黎智英入獄等一連串行動後，宣佈關閉走入歷史。香港特首公開指出逮補行動只是「依法行事」、「在法律之前，媒體沒有特權」，而媒體關閉是「自我選擇」並無侵害新聞自由。讓人不禁思考，報導新聞、發表評論也可能是違法行為？新聞自由是否可以被國家「規範」呢？限縮新聞自由又會帶來什麼影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