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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背後的新聞——媒體財團化如何影響報導內容?


很多人都認為台灣的新聞內容很難看,主要理由為太多的「小報化」消息,阻礙了重要資訊的視野,若要理解新聞媒體的現況,則必須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其背後的權力結構轉變,頗析當今媒體傳播的生態。究竟,媒體為什麼寫出來這麼多奇耙的內容?媒體的內容是在為誰發聲?其中又產生什麼問題呢?

擁有新聞自由的台灣卻看不到好新聞?

打開電視台或新聞網站,八卦或不重要資訊普天蓋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訊息往往被掩蓋。 2020年 路透數位新聞報告中,台灣新聞信任度在全球 40 國家排倒數第三,網路公司 Statista 在 2021 年對 40 個國家進行調查,台灣媒體信任度也是亞太地區倒數第一,全體倒數第四。

媒體追求點擊率、流量,「即時新聞」誕生,求快、求流量成為新聞產製原則,內容則毫無品質可言。媒體公司看中的是新聞數量,而非資訊的真實及正確性,導致「三器新聞」、「爆料公社新聞」的出現,記者抄寫以訛傳訛的資訊,甚至傳播杜撰的內容。此外,新聞媒體與社群平台的結合,更使資訊「片段化」、「破碎化」,針對同一新聞事件,不同立場的閱聽眾族群所看到的面相可能天差地遠,使得真相獲取更加困難。台灣的媒體亂象到底為何而來?

媒體財團化與內部新聞自由

「媒體商業化」產生的諸多弊端,是當代台灣媒體現象。回首台灣自解嚴前後至今的媒體變革,1987 年解嚴,1988 年開放報禁, 1993 年開放廣播頻率和有線電視,台灣媒體業蓬勃發展,百家爭鳴。雖然黨政軍勢力靠修法退出媒體,迎來看似自由的媒體環境,卻因媒體眾多而產生惡性競爭、政治力透過所有權的形式滲透媒體。

「媒體財團化」可稱為「所有權集中化」,指的是個別媒體的股權被財團資本家大量收購、獲得經營權的過程。電視台的資本門檻高,當傳統媒體的廣告利益因數位廣告流失之時,電視台因營運不佳而被迫出賣給大企業集團,被稱之為媒體的「巨賈化」。媒體交易的本身並沒問題,問題往往產生於,主宰媒體的財團,控制旗下媒體以龔固其影響力,為財團本身利益,企圖影響輿論風向、甚至是民主選舉。

因此,媒體機構內的「內部新聞自由」至關重要。

我們可以知道,「新聞自由」的意義是保障新聞媒體監督政府,追求公共利益,至於如何落實,則關乎新聞機構內部的運作。具體而言,記者提供的內容,可以透過文章編輯、影片剪輯,或是報紙版位、網路發布文章之選擇,更改而符合新聞「框架」。

正常情況下,那些修改是為了確保新聞價值之必要,但當新聞老闆將媒體作為企業的廣告平台、個人的宣傳工具,那些流程就成為干預「內部」新聞產製者自由的手段。甚至內化到工作規則及流程當中,成為員工工作的核心價值。雖然,新聞從業人員的作品面向公眾,之於媒體公司其身份是僱員,媒體老闆可予以解雇,但作為第四權的行使者,其背後邏輯,便不是經濟因素作為唯一導向。

新聞的內部政治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針對國內2018年、2020年兩次選舉進行研究,在其著作《假新聞政治: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欺騙 》中,受訪者提及2020年的總統大選,說明新聞機構若支持某一候選人,對於內部員工的影響:「我們挺韓不挺藍,所有集團都一樣,作為員工只能符合集團方針,若不符合一定下架。現在年輕人的彈性很大,他們會覺得這只是工作,寫稿方向和個人價值方向是兩回事。」可知新聞室的內部控制,早已變成該機構日常的工作習慣。

商業利益的角度而言,「真相」或許並不是個值錢的「商品」。但對於民主社會而言,真相是社會正義、民主對話的基礎。要真正強健民主機制,除了政府三權分立,體制外的第四權是公民的監督利器,此外,媒體還有創造公共領域、提供自由多元的觀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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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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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台師大國文系、台大新聞所。曾任《端傳媒》台灣記者、多平台自由撰稿人。 生於媒體新舊交替、抗爭世代的新聞人,渴望為新聞環境盡一份力。相信報導真實的力量,著迷非虛構故事。報導香港議題、社會運動及跨文化議題,多撰寫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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