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布蘭妮：鎂光燈下的名人建構與厭女文化

「#FreeBritney」近來在西方媒體是一個話題性十足的標籤，解放布蘭妮運動也隨著小甜甜布蘭妮（Britney Spears）在法院、媒體的自白持續延燒，也不禁讓人好奇一個紅遍千囍年的巨星，是如何從「天后」變成「瘋女人」，沉寂之後再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現在媒體上。

鎂光燈下的「她者」

時光倒回2000年，小甜甜布蘭妮成為當時專輯銷售量最高的青少年藝人，初登上MTV頒獎典禮的舞台，揭開外套下隱藏的肉色亮片表演服，搭上華麗性感的舞姿，讓她被媒體評為性感舞者的開端。

鎂光燈聚攏之下的布蘭妮，年僅二十出頭的她，身上被映照出當時社會集體對於女性的想像──鄰家女孩、性感女神、自信、突破......。伴隨而來是媒體對她情感生活的窺探，包含大舉關注她與賈斯汀（Justin Timberlake）的情感發展、臆測她究竟是不是處女之身，甚至在節目上被不禮貌地質問是否忠貞。

所以縱觀小甜甜布蘭妮走紅的歷程，加諸於她身上的評論，並非來自於其本身的作品，更多是來自她在媒體中被呈現的形象。

觀看歷來媒體所呈現的女性明星，經常是以「她者」的形象為人所見，即缺乏主體性的論述，是由媒體與影視產業相互疊加之後賦予的符號再現。媒體文本為了吸引閱聽眾眼光，物化與性慾化的手法屢見不鮮。然而，當女性明星欲對抗這樣的性別框架，又會遭致父權社會中輕視質疑的眼光。

因此小甜甜布蘭妮當時在媒體上的呈現，被包裝成是性感誘惑的，同時又被要求必須符合童貞的框架。這個她者的形象隨著大眾媒體的傳播，讓社會對布蘭妮有了特定的想像。而當眾人眼中的夢幻戀情破局之後，原本的形象隨之幻滅，布蘭妮就成了違反婦道的「壞女人」。

隨後布蘭妮的精神狀況，更逃不過媒體的法眼。2007年精神崩潰後的她，完全喪失了在媒體中自我論述的主體性，「瘋」的形象讓社會大眾不再信任她，也在接下來幾年剝奪了她的話語權，徹底陷入在她者的符號再現中。

共犯結構還是共生結構？

在影視娛樂產業與公共領域中，媒體與之互動的關係，更存在著動態的權力關係，相互需要彼此，目的則是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

尤其進入21世紀之後，媒體業經歷了大動盪、面臨經營危機，傳統的報業典範因此轉移，「小報化」的八卦和扒糞內容，成了西方媒體維持獲利的最佳途徑。
在以利益形成的結構關係中，名人個體就猶如可以被販賣和協商的文化商品。在2021年引起轟動的《Framing Britney Spears》紀錄片中，受訪的記者回憶起當年，絲毫感受不到小甜甜布蘭妮對媒體的反彈或厭惡，因為她總是微笑面對八卦媒體與狗仔。

在影視娛樂產業中，有時候名人是需要被保護的文化商品，就會與媒體拉開距離，個體必須按照預設好的腳本與之互動；在某些時刻，名人需要獲取目光，就會藉媒體助長特定話題的聲量，讓個體躍上媒體版面，背後的產業得以坐收利益。

然而，在這樣流動的權力關係當中，犧牲的也往往是被作為文化商品交換的名人個體。

從賦權看見轉機

隨著「解放布蘭妮」的聲勢越來越大，媒體也紛紛向小甜甜布蘭妮致上歉意，但這一切就結束了嗎？

回看歷史，總是在某位公眾人物的艱難處境被揭露、或是悲劇發生之後，媒體自省與自律才會浮現那麼一點點的影子。例如二十多年前黛安娜王妃之死，讓英國社會覺醒，決心要立法制裁小報化的現象。但若擺脫不了原先的利益結構，前述的媒體敘事依舊會存在。如今，二十多年過後，媒體還是在替相似的作為道歉。

但值得令人期待的也是這個眾聲喧嘩的年代，社群媒體與自媒體興起，不斷創造出不同的敘事方式，公眾名人能觸及更多管道去替自己建構主體性，形成另一種「賦權」。

因此，閱聽眾有更多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敘事，能更有意識地去追求不同版本的真實，而非只是單方面接收媒體的敘事框架。

當越來越多元的敘事出現時，影視娛樂產業與媒體產製者就不會固守過往迂腐的敘事框架，才有機會慢慢推動整體生態的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