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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聲的無家者:疫情下媒體對街友的論述建構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台灣,全台自五月底進入三級警戒,媒體鋪天蓋地式的報導疫情。弱勢族群與邊緣人口因為缺乏資源,在現實中成了最脆弱的一群人,而他們也成為被媒體反覆談論的焦點。

防疫破口? 最沉重的標籤

許多輿論將疫情擴散的源頭指向萬華,立法院的質詢也跳脫不了「萬華就是疫情破口」的攻防。正因萬華聚集了北部地區的弱勢人口,包含無家者、獨居老人、茶室工作者等等,隨著萬華疫情升溫,媒體也跟著大肆報導。這群人不知不覺也被迫擠入破口的陰影下,成了最不願配合防疫的害群之馬。

「 YouTuber 稱執行淨化任務!拿『酒精水球』砸未戴口罩街友」五月底有網紅利用防疫作為影片素材,夜晚進入萬華區糾察沒有戴好口罩的民眾,在影片中被鎖定的對象,不少是無家可歸的街友。此舉引來許多關注,包含指責街友就是防疫破口,亦有人跳出來批評網紅的行為與霸凌無異。

同時,新聞也時不時出現「街友群聚」、「趴趴走」、「不受控」等等的訊息,不斷形塑無家者相當危險的形象。在疫情膠著尚未明朗之前,這些訊息都加乘了社會集體的焦慮。

去脈絡化的形象建構

不論是 YouTuber 還是新聞媒體,這些資訊來源某種程度掌握了話語權。相較於無法在媒體上替自己發聲的貧窮人,握有話語權的人,釋出這些標籤化的訊息,將左右閱聽人的觀感。

在疫情訊息散亂的當下,許多關於邊緣人口的資訊也是相當零碎、片段,而媒體主動篩選與重組事實的觀點,在不同的詮釋和語境中會產生不同的意義。像是不少新聞直指街友群聚、趴趴走的現象,有些人還是與確診者接觸過的個案,讓社區中的民眾人心惶惶,這樣的報導模式,不斷顯現出「街友是一群很危險的人」。

然而,媒體卻沒有將報導視角放置在無家可歸的脈絡中。例如,街友為了尋求生存資源,勢必只能在外露宿和移動。多數街友會在資源較為充足的地點休息,但並非該地點聚集的人潮都是街友。加上街友也是資訊落差的族群,不容易直接聯繫到做後續的安排。但在各種片段的即時訊息中,我們無法全觀的去爬梳這些脈絡。

在疫情之下,這些沒有家可以遮蔽隱私的無家者,成了滿足社會窺探慾望的群體,不斷被媒體反覆報導的貧窮元素、生活混亂的處境,都不斷形成閱聽眾對無家者的刻板印象。也有新聞媒體為了捕捉新聞畫面,刻意去拍攝沒有地方用餐,只能在室外摘掉口罩進食的無家者,一再複製無家者是防疫破口的印象。

由此可知,標題與影像又特別是會抓住閱聽人目光的媒介/符號,透過操作標題和影像,媒體可以輕易建構出社會真實的某些面向,但卻無法涵蓋社會真實的全貌。例如,用上述這些片面的資訊判定無家者的情況,並無助於了解無家者的貧窮問題。

貧窮作為一種商品

在疫情之下,媒體對貧窮人採用的敘事框架,除了上述不斷被渲染的染疫高危險群,更多是受助者的悲情形象,讓閱聽眾產生關懷的共鳴。「遊民撿垃圾桶口罩進超商買麵包」、「送暖街友」,悲慘、等待救援的處境能使人產生憐憫和同情心,媒體此種展演貧窮的方式,最常占據版面,也正切合了一般社會大眾對邊緣人口的想像。

反之,若是跳脫受助框架,也會被媒體大作文章。「街友拒收便當轉身跟超商「包餐」 好心女心酸:原來比我有錢」,這就不同於傳統的敘事框架,引用網友片段的敘述,影射街友很有錢、不知感恩,如此更能吸引社會大眾獵奇的目光。

為了增加訊息的可看性,在媒體的敘事框架中,無家者可以是危險因子、受助者、反受助者的再現形象。顯見像是無家者這樣的貧窮人,若是無法替自己發聲,很常淪為在收視與點閱市場中流動的商品,做為被消費的話題。

聽見弱勢真實的聲音

疫情緊張之際,大家都被限縮在特定的空間中,新聞媒體與社群平台都是社會大眾獲取資訊的重要管道,更進一步形塑了我們觀看社會的角度。尤其貧窮與邊緣人口,離一般人的生活其實很遠,媒體的再現會決定閱聽人如何思考貧窮問題。

特定敘事框架會對特定族群造成刻板印象,媒體掌握了話語權,若是習慣採用上述對貧窮、邊緣人口的呈現方式,只會加深社會排除,無法幫社會集體走出被疫情壟罩的恐懼陰霾。故媒體產製報導和相關內容時,在有限的資訊之下,要避免負面標籤化特定的弱勢族群。

身為閱聽人,也應了解擷取片段資訊相當危險,因為媒體再現出來的訊息,未必完整且全觀。所以閱聽人在接收這類資訊時要有所意識,培養吸取多元資訊的能力,才能減少對貧窮的誤解。

從產製訊息到接收訊息,若兩端都可以多一點的理解,媒體方能成為社會溝通的橋樑,聽見貧窮人被淹沒的真實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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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黎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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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喜歡說故事也還在找自己的人,穿著政治外交與新聞專業的武裝,善感與良善的活著,始終深信溫柔且堅定的凝視,方能看見社會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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